菲律賓呂宋島北部的卡加煙河谷（Cagayan Valley）地區社運人士近日公開否認當局以《反恐法》（Anti-Terrorism Act）對其提出的恐怖主義融資（terror financing）罪名指控，並聯同民間團體與法律扶助組織發起連署行動，呼籲國會與司法體系正視反恐法在實務運作上的爭議，要求全面廢除或實質修法以防止法律被武器化，用以打壓異議人士。
此次遭指控的社運人士涵蓋農民組織、原住民（lumad）權益代表、環境保護者及社區教師，多年來深耕地方扶貧與土地改革議題。他們出示多年銀行帳戶紀錄與基層募款憑證，強調所有資金均來自宗教團體、海外僑民小額匯款與教會義賣，與任何武裝激進組織毫無關聯。本案凸顯《2020 年反恐法》施行四年多以來，在基層執法與司法審理環節出現嚴重的程序瑕疵與人權疑慮，亦成為杜特蒂（Rodrigo Duterte）執政後期至小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時代，國家安全論述與公民社會生存空間持續緊縮的縮影。
本案的本質並非單純的司法案件，而是國家安全治理模式與公民社會生存權的結構性對撞。從歷史脈絡觀察，菲律賓自 2020 年《反恐法》（Republic Act No. 11479）生效以來，即被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HCHR）與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多次示警，認為其條文定義過於模糊，賦予執法機關「無需法官令即可逕行拘留 14 至 24 日」的權力，導致基層社運者、農運領袖與新聞記者頻繁遭到「標籤化」與「法律騷擾」（lawfare）。
卡加煙河谷位處呂宋島北部邊陲，地形破碎且長期飽受颱風侵襲與農地集中的雙重壓力，數十年來一直是菲律賓共產黨（CPP）新人民軍（NPA）游擊活動的歷史場域。國家安全部隊在此採行「整體國土安全防衛」（whole-of-nation approach）策略，將農民組織、教會團體與社區發展工作者一律視為潛在「前端組織」（legal fronts）進行監控與滲透，而社運人士則反控國家以反恐為名實行政治清算（political persecution），使雙方對立日益激化。
更深層的衝突在於：若指控成立，恐形成寒蟬效應，讓所有接受海外捐款或從事基層組織工作的非政府組織（NGO）人人自危；若指控最終被法院駁回，則將再度重創執法機關與反恐委員會（Anti-Terrorism Council）的公信力，並為日後推動法律修訂蓄積動能。此一事件同時也映射出馬可仕家族重返執政後，國家機器傾向以「強硬治國」換取基層治理效率，卻犧牲公民社會結社自由的核心矛盾。
01 起因觸發：菲國執法單位依《反恐法》對卡加煙河谷基層社運人士發起大規模資恐偵辦
02 一階傳導：公民社會組織、教會與國際人權機構串聯連署，要求修法或廢法
03 二階擴散：聯合國人權事務辦公室、國際特赦組織發布示警，衝擊菲國國際形象
04 三階外溢：可能連動歐盟GSP+貿易待遇檢視與美國國務院人權報告評比
05 宏觀終局：菲律賓公民社會結社自由遭系統性限縮，治理模式趨向威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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