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東北角那加蘭邦（Nagaland）首席部長尼奧菲胡·黎伊（Neiphiu Rio）近日公開質疑中央政府的安全治理邏輯：在鄰近的阿薩姆邦（Assam）已大幅縮減《武裝部隊特別權力法》（AFSPA）適用的「動盪地區」範圍後，為何那加蘭邦仍須全面承受 AFSPA 的軍事強制作為，甚至在解除 AFSPA 之前，又要先面對中央強推的《武�裝解放鬥士法》（PAP）等平行限制性立法？
黎伊的質疑核心在於法律疊床架屋下的管轄矛盾——AFSPA 賦予軍警在「動盪地區」無需事前逮捕令即可搜索、開火與拘押的豁免權，而 PAP 則是針對特定被宣告為「地下組織」的武裝團體成員，授權長期羈押與財產沒收。當 AFSPA 已因當地武裝衝突降溫而被認為不再合宜時，PAP 的存在反而被視為「換湯不換藥」的軍事化治理延伸，使平民依舊生活在缺乏正當程序保障的灰色地帶。
此事件不僅凸顯印度東北各邦與德里中央的安全治理鴻溝，也意味著莫迪政府試圖在 AFSPA 退場後，以更具針對性的反恐維安立法填補權力真空，維持對邊境分離運動的強勢壓制。
此事件本質上是一場中央安全治理權 vs. 地方自治與人權保障的憲政角力，涉及聯邦體制下的權力分配、武裝衝突的結構性誘因，以及印度民族主義政權對邊陲領土的政治算計。理解此衝突，必須回到印度東北部的歷史脈絡與制度演進。
AFSPA 源自英屬印度時期的 1958 年《武裝力量（特殊權力）法》，最初是為鎮壓東北部的 Naga 獨立運動而設。那加蘭邦自 1963 年建邦以來，多支武裝團體（如 NSCN-IM、NSCN-K）持續爭取更大自治或獨立，迫使中央長期維持軍事存在。數十年來，AFSPA 在當地造成無數「法外處決」、強迫失蹤與虛假交火案件，嚴重侵蝕軍民關係。
阿薩姆邦近年因卡瑪普普爾解放組織（KLNLF）等主要武裝團體陸續簽署和平協議或遭瓦解，AFSPA 範圍已逐步縮減。反觀那加蘭邦，雖 2015 年起與 NSCN-IM 進行和平談判，部分地區衝突確有降溫，但因 2020 年加洛瓦（Galoa）事件、2021 年 Oting 屠殺事件等零星衝突，加上邊境與緬甸武裝團體的連動風險，中央仍視其為「不可鬆綁的高風險區」。
德里中央推動《武裝解放鬥士法》（PAP）的目的，是繞過 AFSPA「全面軍管」的爭議，以針對性宣告特定個人或組織為「地下分子」，授權長期預防性羈押與財產沒收。此舉被地方領袖批評為「換包裝的 AFSPA」，因同樣缺乏正當程序監督。黎伊作為區域政黨 NDPP 的領袖，其表態代表地方菁英對中央「表面鬆綁、實質加壓」策略的強烈不信任。
那加蘭邦政府由 NDPP 與 BJP 聯合執政，但黎伊與 BJP 中央的安全政策路線分歧日益明顯。BJP 試圖在 2024 大選後強化對東北邊境的維安一體化，而地方政府則希望在「正常化」與「發展敘事」中取得治理正當性。這場 AFSPA 與 PAP 之爭，本質上是兩種治理哲學的碰撞：中央的「安全至上」與地方的「發展優先」。
比對印度過往在查謨與克什米爾、曼尼普爾、中央邦等「動盪地區」的 AFSPA 解除經驗，並參考 2004 年曼尼普爾邦因 Irom Chanu Sharmila 絕食抗議而引發全國討論的歷史先例，可推演以下三種情境：
01 起因觸發：那加蘭邦首席部長公開質疑 AFSPA 縮減後 PAP 仍存的制度矛盾
02 一階傳導：印度內政部與國安顧問面臨 AFSPA/PAP 雙軌立法正當性壓力
03 二階擴散：東北各邦武裝團體與人權 NGO 連動發動政策抗議與國際倡議
04 三階外溢：印度與美國、歐盟的人權對話增添新議程，可能影響 GSP 關稅優惠談判
05 宏觀終局：印度「邊陲安全治理模式」面臨制度重構，牽動南亞地緣與中國邊境戰略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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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ED 地緣衝突與安全熱區監測
MODERATE (區域摩擦)監測熱區：南亞與印太邊界 (South Asia & Border Security)（克什米爾 · 開柏爾-普赫圖赫瓦 · 印中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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