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2016年《破產與破產法典》（Insolvency Code）被視為近年最重大的經濟改革之一，核心變革在於引入「破產專業人」（Insolvency Professional, IP）接管陷入財務危機的企業，並由國家公司法庭（NCLT）核准重整計畫。然而，這套被外界高度期待的改革，卻因缺乏跨境效力承認機制，至今仍猶如一條缺了出口的單向道。
問題的核心在於：印度迄今未採用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UNCITRAL）的《跨境破產示範法》，亦未與任何國家簽署雙邊條約以承認彼此的破產程序。 雖然該法第234條明文授權政府可與外國簽訂雙邊協定，但十年過去仍是一紙空文。
在實務運作上，這代表兩大漏洞同時存在。第一，印度企業在海外的資產，NCLT核可的重整計畫與禁制令（moratorium）無法約束海外債權人；第二，當外國母公司在外國進行重整（例如美國Chapter 11或英國程序），其結果亦無法在印度境內執行。這使得印度公司的跨境債務重組在法律上呈現嚴重的「管轄破碎化」狀態。
此事件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政治或地緣角力，而是一場深層的法律技術演進與制度結構性缺陷的角力，其本質屬於全球私法統一化進程中的典型矛盾。理解這個問題，必須回到跨境破產法百年來兩大學派的歷史對峙。
第一，領土主義與普遍主義的百年論戰。 跨境破產法自19世紀末以來，即分裂為「領土主義」（僅限程序開啟國境內效力）與「普遍主義」（單一程序全球承認）兩大陣營。前者強調國家主權，後者追求債權人平等待遇。最終，「修正普遍主義」成為妥協方案，由一個「主要法院」主導，其他法院提供合作與協助，這正是UNCITRAL《示範法》與歐盟《破產程序規則》所採納的核心精神。 印度雖未明示立場，但其制度設計明顯偏向領土主義，導致跨境案件陷入泥淖。
第二，「Gibbs規則」的幽靈糾纏現代金融。 1890年英國判例Antony Gibbs & Sons v. La Societe Industrielle et Commerciale des Metaux所確立的「Gibbs規則」，規定若債務契約受英國法管轄，外國法院所給予的債務免除，英國法院可不予承認。這對印度企業影響極為深遠，因為許多印度公司持有以英鎊或美元計價、受英國法管轄的海外融資文件，當NCLT核准重整計畫試圖約束此類債權人時，後者仍可在英國法院尋求全額清償，徹底架空印度的重整決議。 新加坡高等法院在2016年Pacific Andes案中已明確呼籲摒棄此規則，但英國法院迄今仍「半推半就地」沿用。
第三，印度破產法改革委員會與聯合議會委員會在立法之初即已認知跨境問題的重要性，但因外交談判進度緩慢、法律技術複雜度高，導致改革呈現「內強外弱」的結構性失衡。
對比歷史經驗，跨境破產制度的演進往往由重大個案危機觸發，而非立法機關主動推進。回顧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催生UNCITRAL《示範法》、2008年金融海嘯加速歐盟《破產程序規則》整合，皆印證了危機驅動改革的規律。預判未來情境如下：
面對印度跨境破產制度的結構性不確定性，相關利害關係人應採取分層次的行動策略：
01 起因觸發：印度2016年破產法改革啟動，但未配套跨境承認機制
02 一階傳導：擁有海外資產的印度企業在跨境重整時面臨管轄破碎化
03 二階擴散：境外債權人（尤其受英國法管轄者）可繞過NCLT在外國法院求償
04 宏觀終局：印度跨境融資成本上升、外資信心受挫，若不改革恐在供應鏈重組中被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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