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勞工陣線與多個勞團於9月16日召開記者會，直指現行《最低工資法》罰則在全國22個地方政府與經濟部管轄的工業區之間，形成「一國23制」的執法亂象，嚴重削弱法律威嚇力。秘書長楊書瑋指出，部分縣市仍沿用《勞動基準法》舊有罰則基準，部分則根本缺乏最低工資違規的具體裁量標準。
在罰則觸發門檻上，各縣市從違規6次到17次即可開罰法定上限新台幣100萬元，但經濟部管轄工業區卻寬鬆到須違規50次以上才達上限，被勞團批為「荒謬且可恥」。勞工團體主張，凡違規5次以上即應處以最高100萬元罰鍰，不分企業規模。
根據勞動部統計，2025年截至目前全國共裁處153件違反最低工資案件，總罰鍰僅330萬元，平均每案罰鍰僅約2萬餘元，六都佔62.1%，以支援服務業（33.33%）為最大宗。勞動部當日回應表示，已提案將最低工資法違規納入《勞基法》罰則共通原則，全國各地方勞工行政機關均同意配合，最快將完成修法程序。
此外，楊書瑋也呼籲現行月薪基本工資2萬9500元應於明年調升至3萬元以上，中期目標為3萬2000至3萬3300元。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訂於9月24日召開，行政院長卓榮泰先前已表態，月薪基本工資預計於2027年突破3萬元。
此事件本質並非地緣政治或企業壟斷型的零和利益角力，而是台灣內部勞動治理體系的結構性缺陷與法規整合遲滯問題，因此分析重心應放在制度演進脈絡與深層誘發成因，而非編造陰謀論。
一、法規疊床架屋的歷史遺緒：《最低工資法》於2023年正式三讀通過，立法目的即是將基本工資制度由《勞動基準法》中拉出獨立運作，並引入審議委員會機制。然而，配套的罰則子法規卻未同步到位，導致地方主管機關在執法上「新法無細則、舊法又不合用」，只能援引《勞基法》的行政裁量基準過渡，形成過渡期的法律空窗。
二、地方自治與中央監理的拉鋸：台灣地方政府的勞工行政量能差距懸殊，六直轄市即佔裁罰案件的62.1%，其餘16縣市受限於稽查人力與預算，被迫採取低門檻、低罰鍰的「妥協式執法」。這種結構性落差並非地方政府刻意怠惰，而是財政與人力資源分配不均的必然結果。
三、工業區特殊管轄的歷史包袱：經濟部管轄的工業區與加工出口區因歷史因素維持獨立勞動檢查體系，其罰則門檻遠較一般縣市寬鬆（違規50次以上才達上限），造成「園區內外勞工保護標準不一」的雙軌矛盾，這也正是勞團點名批判的核心標靶。
四、罰鍰金額與違規成本的嚴重不對稱：當平均罰鍰僅約2萬餘元，卻對應一個月薪資規模數十萬至數百萬的企業時，違規的預期成本遠低於守法成本，這在經濟學上屬於典型的「低嚇阻力陷阱」。勞團的核心訴求——違規5次即處以100萬元上限——本質上是要將「違法獲利」的期望值壓低至負值，迫使企業回到合規軌道。
回顧台灣基本工資制度自2016年起逐年調升的軌跡，從2萬008元至2025年的2萬9500元，十年累計調幅近47%，已成為亞洲四小龍中調升節奏最為穩定的經濟體之一。對比2007年《勞基法》將基本工資入法時的單一中央標準，以及2023年《最低工資法》獨立立法後的審議委員會機制，可看出制度正在從「行政裁量」走向「法制化常規」的典範轉移。以下預測未來12至18個月三種可能情境：
01 起因觸發：《最低工資法》2023年上路，但罰則子法未同步到位，地方執法標準各行其是
02 一階傳導：勞團點名六都與經濟部工業區罰則落差，掀起「一國23制」輿論壓力
03 二階擴散：勞動部承諾統一罰則，帶動支援服務、派遣、餐飲業合規成本上升
04 三階深化：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登場，預告2026年突破3萬、2027年挑戰3.2至3.3萬
05 宏觀終局：台灣薪資結構性攀升，加速內需消費升級，並對全球人才競逐與產業競爭力產生正面外溢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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