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內政部督察長辦公室最新發布的聯邦審計報告，揭露了印地安事務局（BIA）轄下「失蹤與被謀殺原住民專案小組」（Missing and Murdered Unit）面臨嚴重的案件積壓與系統性失靈問題。截至2024年11月，該小組積壓了83宗懸而未決的開放案件，以及高達394件待處理的轉介案件（pending referrals），其中約72%的轉介案件集中在2020至2023年間湧入，凸顯出近年案件激增與處理能量嚴重脫節的結構性矛盾。
這份由獨立督察單位出具的報告直指，人力嚴重不足是導致積壓惡化的核心主因。除此之外，審計亦揪出多項制度瑕疵：原住民受害者未能穩定地獲得其依法應享的各項支援服務；此外，原應專款專用於購置執法車輛等基礎維安設備的經費，遭到挪作他用，顯示出資源管理與問責機制的雙重崩壞。
就在聯邦層級疲於應對的同時，南達科他州已著手強化地方層級的反應機制。該州檢察總長辦公室本月稍早任命Marlys Big Eagle出任州層級的「失蹤與被謀殺原住民事務專家」，Big Eagle為Crow Creek蘇族部落的正式登入族裔成員，標誌著州政府試圖透過專責人力與族群代表性的雙重提升，來填補聯邦體系留下的司法真空。
這起事件本質上並非傳統的政商利益角力或地緣權力博弈，而是美國聯邦體制在面對原住民歷史傷痕與當代司法不平等時，所暴露出的深層結構性治理失靈。要理解這份審計報告的真正重量，必須將其置入美國原住民政策長達數百年的歷史脈絡中審視。
自殖民時代以降，印地安事務局作為內政部下設的聯邦機構，長期肩負原住民部落治理與服務提供的職能，卻因預算長年不足、地理幅員遼闊以及跨部會協調失靈而飽受詬病。本次揭露的積壓案件中，72%集中在2020至2023年間湧入，這段期間恰好疊加了新冠疫情對執法體系的衝擊，以及全美「黑人的命也是命」（BLM）運動所引發的社會覺醒浪潮，使長期被邊緣化的「失蹤與被謀殺原住民」（MMIP）議題首次獲得廣泛媒體關注與案件通報量激增，遠超過BIA既有量能所能承載的臨界點。
更值得關注的是制度設計的深層矛盾。聯邦專案的服務對象散佈於廣袤的印第安保留地（Indian Reservations），這些區域因歷史條約而擁有複雜的司法管轄權結構——重大刑事案件歸聯邦管轄，輕罪歸部落，但BIA所屬的調查人力卻必須與聯邦調查局（FBI）及地方警長共享資訊，形成嚴重的責任歸屬模糊地帶。此外，經費遭到挪用於非執法用途的問題，凸顯出在缺乏透明監督機制的環境下，專款專用原則如何被輕易侵蝕，進一步削弱了對受害者的實質保護。
值得玩味的是，南達科他州此次任命具備部落血統的專家填補缺口，反映出一種由下而上、由地方包圍中央的修補路徑。這不僅是技術層面的補強，更是文化代表性的象徵性回應——在聯邦體系失靈的陰影下，州政府試圖透過族群內部信任的重建，來彌補跨文化執法所面臨的信任鴻溝。
回顧美國聯邦政府處理原住民議題的歷史軌跡，從1970年代的自決政策到2007年至今的「 Savannah's Act」等MMIP專法，制度修補的速度始終追不上問題惡化的速度。基於當前審計所揭露的結構性缺陷，未來發展可預期將沿著三條路徑分化：
針對政策制定者、執法機構與社會組織，本事件提供了三層次的行動啟示：
01 起因觸發：聯邦審計揭露BIA失蹤謀殺小組人力嚴重不足與案件積壓
02 一階傳導：原住民受害者未能穩定獲得法定服務，專款遭挪用
03 二階擴散：南達科他州率先設立州級專家職位填補聯邦真空
04 三階擴散：其他原住民人口較多的州可能仿效設立類似職位
05 宏觀終局：推動聯邦層級的制度重組、科技導入與原住民司法主權議題進入主流政治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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