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環境保育基金會（ACF）與新南威爾斯大學（UNSW）鴨嘴獸研究權威副教授 Gilad Bino 近日聯名向聯邦政府發出緊急呼籲，籲請立即挹注資金啟動澳洲史上首次「全國鴨嘴獸普查」。這項訴求的背後，是一份長達 20 年、橫跨全國超過 13,000 筆目擊紀錄的沉痛數據——鴨嘴獸的分布範圍在過去 20 年內萎縮了近 25%，甚至可能高達 30%。
然而，面對這份科學實證，聯邦「受威脅物種科學委員會」（Threatened Species Scientific Committee）卻在 2026 年的優先評估清單中將鴨嘴獸排除在外，導致 UNSW 於 2026 年 3 月提出的全國級保育提名從未進入實質審查程序。該委員會公開聲稱「沒有證據顯示該物種在其分布範圍內出現衰退，或對其全國族群的影響」。
目前，鴨嘴獸在國家環境法之下完全不受保護，僅在部分州被列入受威脅名單。雪上加霜的是，2026 年澳洲東岸爆發的禽流感，正威脅著與水鳥共享棲地的鴨嘴獸族群。ACF 旗下已運作五年的「Platy Project」公民科學計畫，累計吸引逾 15,000 人參與並回報超過 2,500 筆紀錄，但計畫已宣布進入「最終年度」。
本事件本質上並非傳統的政商利益角力，而是一場科學實證 vs. 制度性遲滯的保育治理危機。我們有必要深入剖析其背後的歷史脈絡與結構性成因，理解為何一個國家的「象徵物種」會落入法律保護的真空地帶。
首先，澳洲的瀕危物種保育法律框架存在深層的「州權 vs. 聯邦權」歷史矛盾。鴨嘴獸在維多利亞州被列為「易危」（vulnerable），在南澳州被列為「瀕危」（endangered），但在聯邦層級卻完全未獲認定。這種碎片化的保育體制，使得跨州流域（如墨累-達令河流域）的生態管理長期無法形成統一行動，而鴨嘴獸恰恰是最不遵守行政邊界的物種。
其次，UNSW 提交的保育提名依賴的是「機會性公民科學目擊數據」（opportunistic citizen science sightings），而非嚴格的系統性抽樣調查。這正是聯邦委員會拒絕認定的核心理由——他們質疑數據的科學嚴謹度。然而，澳洲從未進行過一次完整的全國鴨嘴獸普查，形成一個令人窒息的「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悖論：要列入保護名單需要嚴格數據，但若不先進行普查，數據永遠不可能嚴格。
第三，從深層環境政策史來看，澳洲自 1999 年《環境保護與生物多樣性保育法》（EPBC Act）施行以來，受脅物種的評估程序長期因預算不足與政治意志薄弱而效率低落。2024 年的 EPBC 法案獨立審查報告（Samuel Review）早已警告，聯邦物種保育系統「嚴重失能」，但政治改革牛步化。第三，入侵物種（特別是掠食性魚類）、不當的水壩與河川管理、乾旱與叢林大火等人為活動，正以複合型壓力同步衝擊鴨嘴獸的棲地復原力，這也使得 2026 年禽流感的到來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比對歷史保育案例——例如塔斯馬尼亞袋獾（ Tasmanian devil）在 1990 年代因「袋獾面部腫瘤病」（DFTD）疫情瀕臨滅絕後，澳洲啟動的「拯救袋獾計畫」（Save the Tasmanian Devil Program）模式，我們可以推演鴨嘴獸保育的三種可能情境：
面對這場國寶物種的存亡之戰，各方利害關係人應採取分層行動：
01 起因觸發：UNSW 提交 13,000 筆目擊數據申請聯邦保育，遭科學委員會以「證據不足」駁回
02 一階傳導：ACF 與 UNSW 向環境部長發起緊急遊說，要求啟動首次全國普查
03 二階擴散：公民科學平台 Platy Project 進入最終年，數據蒐集中斷風險升高
04 三階擴散：禽流感 H5N1 跨物種傳播至水鳥與鴨嘴獸共域棲地
05 宏觀終局：若保育失敗，澳洲將面臨國家象徵物種的生態、文化與觀光三重重創，並迫使 EPBC 法進行遲來的根本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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