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川普政府於今年七月正式廢止一項已運作逾半世紀的行政規則，該規則原將《瀕危物種法》中的「傷害」（harm）定義擴展至涵蓋棲息地破壞導致物種繁殖、覓食或庇護受阻的間接致死行為。新規定於週一生效後，「傷害」一詞失去具體監管定義，大幅削弱聯邦政府對受保護野生動物棲地的執法基礎。內政部強調，此舉是將法律解釋「回歸原始文字與立法原意」，並聲稱直接殺傷野生個體的行為仍將持續禁止。
民主黨參議員 Adam Schiff 與 Sheldon Whitehouse 已於上月提出「共同決議案」（joint resolution），僅需參眾兩院簡單多數即可推翻行政命令；聯邦眾議員 Brian Fitzpatrick（共和黨）與 Mike Quigley（民主黨）則已提出《保障瀕危物種法》（Safeguarding Endangered Species Act）法案阻擋此項鬆綁。Stanford 法學院的 Deborah Sivas 教授指出，新規則實質上掏空了《瀕危物種法》保護棲地的核心機制，而環保團體與 20 個州及華盛頓特區組成的聯盟已對該行政命令提出法律挑戰。
這場行政與立法權之間的衝突，並非單純的政策辯論，而是深刻反映了美國環境治理體系中監管擴張與監管退縮的歷史路線之爭。理解此事件，必須回溯 1970 年代《瀕危物種法》立法背景：當年國會立法者在文字僅禁止「獵捕、射殺、致傷或傷害」（harass, harm, pursue, hunt, shoot, wound, kill）的前提下，面對開發壓力下棲地加速流失的現實，行政機關透過解釋「harm」涵蓋「顯著削弱棲地生態功能」的間接致死效應，逐步建立起結合「物種保護」與「棲地保護」的雙軌監管框架。此一架構成為全球引用最頻繁的保育典範之一。
川普政府此次廢止規則，背後的戰略考量核心在於重新劃定聯邦權力與私有產權的邊界。內政部聲明直言，此舉是終結「多年來的聯邦越權」（federal overreach），反映的是保守派長期主張的「行政機關不應透過法規詮釋創造國會未曾明文授予的權力」這一憲政原旨主義邏輯。同時，伐木業、房地產開發、能源探勘等土地使用產業是直接受益方，因為「傷害」定義的縮限將使它們在聯邦土地上進行的開發行為更難構成法律禁止事由。
反對陣營則由跨黨派國會議員、環保團體、20 州檢察長與學術界組成，其核心論述在於絕大多數原生瀕危物種面臨的威脅來自棲地流失，而非直接獵殺。換言之，當行政規則僅保護「個體」而非「棲地」，等於是讓《瀕危物種法》在物種滅絕危機加劇的當代背景下形同虛設。Fitzpatrick 這位共和黨議員的加入更凸顯此議題已超越黨派框架，成為一個觸及美國憲政分權、產業利益與生態科學共識的三角衝突。最值得關注的是，本次規則廢止正逢全球生物多樣性急劇下降的歷史性時刻——聯合國「2020-2030 生物多樣性十年」已進入關鍵期，美國此舉勢必對全球保育治理釋放強烈的政治訊號。
對照歷史軌跡，美國環保法規的反覆撤廢與重建並非首例。回顧 1973 年《瀕危物種法》通過、1980 年代雷根政府削弱環保執法、2001 年布希政府推動「清澈天空」修正案等先例，每一次規則鬆綁都伴隨司法體系的介入與選舉週期的政治再平衡。本次規則的最終命運將取決於三大變數：國會推翻行動、聯邦法院判決、以及 2026 年期中選舉後的政治板塊移動。
無論哪條路徑勝出，美國在全球保育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已從「規則制定者」轉向「規則爭議者」，這個典範轉移的深遠影響遠超本次規則本身的技術性爭議。
01 起因觸發：川普政府七月廢止「棲地傷害」定義規則，週一生效
02 一階傳導：環團＋20 州提告、跨黨派國會議員推法案推翻
03 二階擴散：伐木、地產、能源探勘業者迎來監管紅利，環保業面臨合約萎縮
04 三階外溢：美國生態政策反全球典範，CBD、TNFD 框架推進受阻
05 宏觀終局：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分裂為「積極保育聯盟」與「鬆綁開發聯盟」，企業 ESG 策略被迫在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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