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生技新創產業正深陷結構性資金斷層危機。產業領袖於近期高峰會議中嚴正警告，新型藥物開發所具備的「長研發週期、高臨床試驗失敗率、十年以上才能實現營收」等特質，與當前追求短期回報的創投文化形成根本衝突。印度學名藥與委託研發代工（CDMO）雖已建立全球成本優勢，但在原創新藥（New Chemical Entity）領域，全球市占率仍不到 2%，凸顯從「仿製強國」轉型為「創新強國」的巨大鴻溝。
業界指出，目前印度創投基金的生命週期普遍設定為 7 至 10 年，根本無法對應一款新藥從臨床一期走到 FDA 核准所需的 12 至 15 年時間軸。此外，學名藥廠轉投資新藥開發的力道薄弱，本土缺乏類似美國 OrbiMed 或中國高瓴資本般專注生技的大型耐心資本基金，導致許多早期研發成果被迫在臨床前階段就授權給跨國大藥廠（Big Pharma），無法累積本土的智慧財產權護城河。
此事件本質並非地緣政治或企業間的零和博弈，而是印度生技產業內部的「資本結構」與「研發節奏」嚴重錯配的結構性危機。需從歷史演進與制度層面切入理解。
從歷史脈絡觀察，印度生技產業自 1990 年代興起以來，憑藉低成本、高素質科學人才以及 2005 年《專利法》接軌 TRIPS 協議的制度紅利，迅速成為全球學名藥與 CDMO 霸主。然而，這套「快速套利」的商業邏輯，與原創新藥「十年磨一劍、持續燒錢、贏者全拿」的產業紀律截然不同。
更深層的結構性成因在於以下三點：
這三重錯位共同導致一個弔詭的現象：印度生技新創的科學品質與人才素質具備國際競爭力，但資金敘事卻始終無法閉環，成為其從「世界藥廠」邁向「全球生技創新強權」的最大瓶頸。
對照歷史重大事件，美國生技產業於 1980 年代同樣面臨資本寒冬，直至 Genentech 於 1980 年上市並催生整個創投生態，才開啟長達 40 年的創新盛世；中國則透過 2018 年港股 18A 章程與科創板第五套標準，在短短 5 年內催生超過 50 家未盈利生技公司上市。印度的轉折點，取決於其能否在未來 3 至 5 年內催生出制度性的耐心資本基礎建設。
以下為三種未來情境推演：
面對印度生技產業的結構性資金斷層，相關利害關係人應採取以下行動：
01 起因觸發：印度生技新創因短期創投文化與長研發週期錯配，面臨資金斷層危機
02 一階傳導：本土早期新藥研發被迫在臨床前階段以低價授權給跨國大藥廠
03 二階擴散：印度學名藥廠缺乏內部創新動能，全球 CDMO 競爭力受中國與南韓夾擊
04 宏觀終局：若無法建立耐心資本生態，印度將長期被鎖定在「代工藥廠」角色，全球新藥定話語權持續由歐美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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