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科羅拉多州第一先生馬龍·雷斯（Marlon Reis）近期發起募款活動，公開警告該州第83號修正案（Amendment 83）對野生動物保育構成「存亡威脅」。此修正案核心內容為將「狩獵與捕魚權」入憲，承認其為明智管理野生動物族群的優先手段，並明確排除非狩獵魚類及瀕危物種，同時保留州政府機構與議會基於科學、公共安全的監管權力。
雷斯在聲明中列舉公民科學家、攝影師、藝術家及蝴蝶、草原犬鼠等物種的愛好者為保育夥伴，卻將獵人、釣客、休閒射擊者、保育組織及私人地主長期扮演的財政支柱角色輕描淡寫。他指控修正案將恢復禁用獵捕方式，並質疑保育不能僅靠「扣下扳機」。
科羅拉多州公園與野生動物局（CPW）2024-25財年數據顯示，該機構從執照、許可證、費用獲得約1.507億美元，聯邦野生動物補助款再添3,720萬美元，其中絕大部分源自槍枝、彈藥、弓箭、釣具及船用燃油的聯邦消費稅；而直接捐款僅約160萬美元。雷斯先前亦曾推動該州的「無肉日」，引發畜牧業反彈。
本事件本質並非典型的地緣政治或產業壟斷博弈，而是一場關於野生動物保育哲學、資金分配正當性與政治修辭話語權的文化與治理衝突。其核心矛盾在於：誰才是野生動物保育的真正出資者與定義者？
雷斯所代表的動物權運動主張「素養式保育」（compassion-based conservation），強調透過情感動員與道德論述改變公眾對狩獵行為的態度，進而透過公投逐步限縮合法狩獵手段。這條路線有其歷史脈絡——自1992年該州通過禁止春季黑熊狩獵的公投以來，此類情感訴求已在多次選戰中取得進展。
然而，科羅拉多州的保育體系實際上是「皮古稅式」的市場化公共財提供機制：聯邦自1937年《皮特曼-羅伯遜法案》（Pittman-Robertson Act）以來，對狩獵及釣具徵收消費稅，再依各州狩獵人口比例分配，用於棲地復育、物種研究與執法。這套系統數十年來為草原、濕地、物種監測提供了穩定資金。
從歷史結構性成因觀察，美國西部各州的保育政策長期受「狩獵民主」（Hunting Democracy）傳統影響——野生動物被視為「公共信託資源」（Public Trust Doctrine），由州政府代民眾管理，而獵人透過執照費與消費稅形成實質的「使用者付費」機制。雷斯修辭中刻意淡化獵人角色的策略，實質上是試圖重新定義保育的主體性，將其從「使用族群出資的科學管理」轉向「全體公民的道德關懷」。
這場衝突的深層意涵在於：當動物權組織以情感圖像（母熊與幼熊、夾腳陷阱）進行募款與公投動員時，它們實際上正在拆解一個「不對稱」的資金結構——動物權組織難以複製獵人所提供的數億美元穩定資金，卻有能力透過媒體與道德話語改變監管框架。這也是為何1992年以來此類公投屢屢成功——動員門檻低於出資門檻，情感動員成本遠低於棲地維護成本。
對照1992年科羅拉多州春季黑熊禁令公投、阿拉斯加州2014年與2024年貂熊狩獵權公投（均遭保育團體挑戰）等歷史先例，本案未來走向可分為三種情境：
針對關注美國州政治、環境治理與戶外產業的決策者，提出以下戰略建議：
01 起因觸發：科羅拉多第一先生雷斯發動募款信，挑戰第83號狩獵權修正案。
02 一階傳導：科羅拉多州CPW保育資金結構與監管框架面臨公投不確定性。
03 二階擴散：動物權團體與狩獵組織在全美西部各州加速政治動員。
04 宏觀終局：美國野生動物「公共信託」治理模式與「素養式保育」路線的長期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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