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社會近來掀起一波要求官方正式承認「邊境戰爭」（Frontier Wars）期間原住民陣亡者的歷史定位運動。所謂「邊境戰爭」，指的是 1788 年歐洲殖民者登陸澳洲以來，至 20 世紀初長達逾 120 年的擴張過程中，殖民者與原住民族群之間爆發的一系列武裝衝突、屠殺與鎮壓行動。 歷史學者估計，殖民衝突期間原住民死亡人數可能高達數萬人，遠超過澳洲後來參與的所有對外戰爭傷亡總和。
這場平權運動的核心訴求，是要求聯邦政府效法現有「澳洲戰歿軍人紀念日」（ANZAC Day）體制，將邊境戰爭的亡者納入國家級紀念框架，並在學校課綱與官方歷史敘事中承認殖民暴力的歷史事實。倡議團體認為，現行的國家紀念體系長期將原住民排除在外，構成制度性的歷史歧視，呼籲建立專屬的原住民紀念機制。
支持者指出，紐西蘭早已將毛利戰士納入國家戰爭紀念體系，加拿大亦設有原住民退伍軍人紀念日，澳洲在這條道路上已明顯落後。這項運動的最終目標，是推動澳洲與其原住民達成深層的「和解協議」（Makarrata），完成 2017 年《烏魯魯宣言》（Uluru Statement from the Heart）所揭櫫的歷史正義願景。
本議題的本質並非傳統的政商利益角力，而是一場深層的歷史詮釋權之爭、國家認同的典範轉移挑戰。我們有必要回溯這段歷史的結構性脈絡，才能理解當前運動的深層意涵。
殖民擴張與「沉默」的歷史書寫
1788 年，英國第一艦隊抵達雪梨港，標誌著歐洲殖民澳洲的起點。此後百餘年間，隨著殖民者向內陸推進，原住民土地遭到系統性剝奪。歷史學者雷諾茲（Henry Reynolds）在其經典著作《邊境戰爭》（The Other Side of the Frontier）中指出，殖民衝突的規模與殘酷性長期被「定居者敘事」所掩蓋。這種歷史詮釋的單一化，使得殖民暴力成為國家敘事中的「結構性空白」，僅有零星的屠殺事件（如 1838 年的 Myall Creek 大屠殺）被納入正式紀錄。
澳洲國家身分建構的「例外論」迷思
長久以來，澳洲傾向將自身定位為「成功移民國家」的典範，刻意迴避殖民暴力的歷史事實。ANZAC 敘事的核心精神——「為國犧牲」——在這種框架下，將原住民排除在「國」的概念之外，因為他們被視為被征服者而非共同體的成員。這種「例外論」不僅影響國內政治，也形塑了澳洲在國際舞台上的人權形象。
國際轉型正義浪潮的結構性壓力
全球近年迎來轉型正義浪潮，加拿大「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紐西蘭懷唐伊條約和解進程、南非種族隔離政策調查等案例，皆為澳洲提供了具體參照。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UNDRIP）2007 年通過後，澳洲面臨的國際人權審查壓力與日俱增，《烏魯魯宣言》正是澳洲原住民對此國際趨勢的回應。
澳洲社會內部的張力結構
當前爭議的核心矛盾在於：承認邊境戰爭亡者是否等同於「定罪整個國家」？部分政治人物與歷史學者警告，過度強調殖民暴力可能撕裂社會共識；但倡議者反駁，真正的和解必須建立在歷史真相之上。這場辯論的深層本質，是澳洲國家敘事從「征服史觀」邁向「共存史觀」的典範轉移，其結果將深刻重塑澳洲的自我認同。
回顧加拿大與紐西蘭的轉型正義進程，我們可以預期澳洲邊境戰爭紀念運動將沿著以下三條路徑演進：
無論哪種情境發生，澳洲社會對「何為澳洲人」的集體定義都將發生不可逆的深層變革，這場運動的歷史意義將超越政策本身，成為南半球國家認同重塑的關鍵節點。
面對澳洲這場歷史正義運動的全球外溢效應，相關決策者應採取以下戰略行動：
01 起因觸發（澳洲社會要求承認1788年至20世紀初邊境戰爭原住民陣亡者的歷史定位運動）
02 一階傳導（聯邦政府、州政府面臨是否設立原住民紀念日與國會立法表決的政治壓力）
03 二階擴散（教育課綱改革、博物館展覽重塑、原住民土地權益諮商機制（FPIC）全面升級）
04 宏觀終局（澳洲國家敘事從「征服史觀」邁向「共存史觀」的典範轉移，帶動南半球轉型正義浪潮，並重塑全球對殖民歷史的重新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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