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財政部長希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於2026年2月1日提交2026-2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正式啟動名為「生技沙克提」（Biopharma Shakti，全名為「透過知識、技術與創新現代化健康服務策略」）的旗艦級生技製藥產業振興方案。該方案在未來五年內將投入高達1,000億盧比（約合新台幣370億元、美元11.7億）的財政資源，目標是將印度打造為「全球生技製藥製造樞紐」，建構完整的生物製劑（biologicals）、生物藥品與生物藥物的本土生產生態系。
預算案同步規劃三大支柱性建設：第一，在既有7所國家藥學教育與研究機構（NIPER）基礎上，額外增設3所聚焦生技製藥的新校區；第二，建立覆蓋全印度、總數超過1,000個經認證的臨床試驗據點網路；第三，全面強化中央藥物標準管制組織（CDSCO），透過建立專屬科學審查幹部隊伍與專家庫，使藥品審批機制與時程接軌全球標準。此外，預算案更宣布對17種癌症藥品免除基本關稅，並新增7項罕見疾病用藥的出口免稅優惠，顯示政策從「產業端」與「患者端」雙軌並進的策略思維。
印度此次以「生技沙克提」之名推出千億級生技製藥投資，背後折射的是極為深沉的國家安全、產業升級與地緣政治多重博弈。印度長期扮演「全球學名藥供應鏈低端代工者」角色，每年出口學名藥價值約270億美元，卻在高附加價值的生物製劑、生物相似藥（biosimilars）領域市占率不足5%，與南韓、中國及歐美製藥巨頭存在巨大落差。隨著印度國內疾病譜從感染症轉向癌症、糖尿病、自體免疫疾病等慢性非傳染病（NCD），加上2017年起的生產連結獎勵（PLI）計畫成效未達預期，莫迪政府被迫加速推動「藥品自給自足2.0」戰略。
此方案的核心利益衝突集中在三方：首先，印度本土大型製藥集團如Biocon、Dr. Reddy's、Zydus Lifesciences將是最大受益者，因生物相似藥與複雜學名藥正是其未來獲利成長引擎，Kiran Mazumdar Shaw（Biocon董事長）公開表態支持即為明證；其次，國際生技設備商如Miltenyi Biotec India將從NIPER升級與臨床試驗網路擴張中分食技術輸出商機，形成「政策紅利＋國際設備綁定」的雙重紅利結構；第三，印度政府與跨國藥廠間的監管主權衝突，CDSCO的審查能力升級雖有助於接軌美國FDA與歐盟EMA，但若執行不慎可能引發跨國藥廠出走。
更深層的矛盾在於，美國《BIOSECURE法案》於2024年逐步落地後，明令限制美國生技企業與中國藥明康德、藥明生物等CDMO合作，這為印度創造了「承接美國供應鏈轉單」的戰略窗口期。印度在此時推出生技沙克提，無疑是搶奪中國在全球生物製藥外包市場的份額。然而，印度要從「學名藥王國」躍升為「生技製藥強權」，最大障礙並非資金而是「臨床試驗品質、IPR智財權保護、與生物製劑冷鏈物流」三大軟實力短板，千億盧比的硬投入能否轉化為軟實力躍遷，將是未來五年最關鍵的觀察指標。
回顧歷史，印度製藥產業的每一次躍升都伴隨著「政策紅利＋地緣紅利＋危機紅利」的三重共振：1970年《專利法》廢除藥品專利造就學名藥霸權（1970-2005）、2005年WTO TRIPS合規後的API出口擴張期（2005-2015）、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後的「原料藥在地化」政策週期（2020-2025）。「生技沙克提」標誌著印度製藥進入第四個戰略週期——「從學名藥到生物製藥」的價值鏈上攻，此一轉型的歷史對標對象，正是2010年代韓國三星生物（Samsung Biologics）以國家資本挹注躍升為全球前三大CDMO的成功常規典範。
基於上述歷史路徑，依變數強度遞減排列，未來五年可預見三種情境：
情境一（基準情境，機率55%）：政策溫和落地、印度穩坐全球第五大生技製藥國。千億盧比資金分五年釋出，每年約200億盧比的投入規模與韓國三星生物單年投資相當，預估可使印度生物相似藥全球市占率從目前的5%提升至8-10%，並創造約15萬個高階生技職缺。Biocon、Dr. Reddy's等本土龍頭將以「印度製造＋FDA認證」雙軌進入美國與歐盟市場。
情境二（樂觀情境，機率25%）：印度成功承接中國BIOSECURE法案轉單，市占率突破12%。若印度能在2027年前完成CDSCO與FDA的相互認證（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加上PLCM（生產連結獎勵）方案加速實施，預估將從中國手中奪取約80億美元的生物製劑CDMO訂單，全球排名從第五躍升至第三，僅次於美國與瑞士。
情境三（悲觀情境，機率20%）：政策執行落差與監管事故重創改革紅利。若印度在臨床試驗快速擴張過程中爆發重大藥品安全醜聞（如2010年Bhopal事件翻版或臨床試驗受試者死亡爭議），導致FDA發出警告信或歐盟禁運，則千億盧比投資將陷入「錢花完、廠蓋好、人才外流」的窘境，最終被迫延後至2035年才能重啟生技強權之路。
綜合判斷，印度生技沙克提最可能的戰略結局是「緩慢且不均衡的價值鏈上攻」，而其能否在2030年前突破全球市占10%的關鍵門檻，將取決於「IPR智財司法獨立性」與「臨床試驗倫理審查機制」這兩個制度性變數的具體落實程度。
針對台灣與亞太區的生技製藥決策者，「生技沙克提」方案的戰略意涵已超越印度本土範疇，成為亞太生技供應鏈重組的核心變數。以下為最高優先級的三項行動建議：
第一，台灣CDMO業者應立即評估「印度＋台灣」雙邊合作的可能性。印度具備人力成本與學名藥製程優勢，台灣則擁有高端生物反應器與細胞治療技術，雙方在胜肽合成、抗體藥物複合體（ADC）等次領域具有互補空間。建議與工研院、生技中心合作，於2026年Q3前完成印度合作備忘錄（MOU）的早期布局。
第二，生技製藥設備與耗材供應商應搶攻NIPER升級商機。3所新設NIPER與7所升級機構將釋出約新台幣80-120億元的儀器設備採購需求，2026-2028年將是採購高峰期，建議聚焦GMP級生物反應器、層析純化系統與AI藥物篩選平台三大品項。
第三，投資組合應將印度生技股列為「地緣紅利＋人口紅利」的核心配置，權重視投資人風險承受度介於5-15%之間，並優先布局具備「FDA認證工廠＋生物相似藥實績＋CDMO海外訂單」三項條件的雙軌龍頭企業。避開純API學名藥股，因其將面臨中國低價傾銷的長期壓力。
觸發起因：美國BIOSECURE法案落地＋印度疾病譜轉向NCD＋莫迪政府藥品自給戰略2.0
第一層連鎖環節：印度本土生技大廠（Biocon、Dr. Reddy's、Zydus）產能擴張與估值重估
第二層傳導效應：NIPER擴張＋1,000個臨床試驗據點建置帶動國際設備商與CRO商機
最終全球跨國影響：亞太生技供應鏈從「中國製造」轉向「印度＋東協＋台灣」三軌並進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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