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保守派專欄作家 David Burg 於 2026 年 9 月 23 日在《Townhall》發表評論，呼籲保守陣營應主動奪回「話語權戰爭」（War of Words）的主導權，並引用喬治·歐威爾 1946 年散文《政治與英文語言》的經典論述：「政治語言旨在讓謊言聽起來真實、讓謀殺看起來體面，並為空氣賦予實體感。」
作者主張，長期以來美國左派與其主流媒體已將語言操控打磨成一門「政治藝術」，導致一般民眾在討論公共政策時不自覺地陷入對方設定的認知陷阱。 因此他提出三項具體用語替換策略：第一，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進步主義乃至法西斯主義一律統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第二，棄用「資本主義」一詞，改以「自由市場」與「自由企業」取代；第三，將「伊斯蘭主義者」改稱「聖戰士」，並將「恐怖分子」一詞視為過於模糊的戰術描述。
文章援引兩項關鍵民調數據佐證語言轉向的必要性：根據 2020 年蓋洛普民調，Z 世代對「社會主義」的好感度達 49%，但對「馬克思主義」僅有 30%；而 2025 年 8 月蓋洛普民調更顯示，「資本主義」支持度為 54%，「自由企業」支持度卻高達 81%，差距達 27 個百分點。 文末強調，2026 年期中選舉將決定「川普美國優先議程」的命運，共和黨必須保住國會兩院控制權。
本文本質上是一場發生在美國政治光譜內部、關於「敘事定義權」的文化社會衝突，並非傳統地緣或經貿角力，故無須套用政商陰謀論框架，而應深入剖析其歷史脈絡、語言哲學根源與意識形態結構性誘因。
首先，從語言哲學的歷史源流來看，「話語權戰爭」並非新概念。喬治·歐威爾在《1984》中發明「雙重思想」（Doublethink）一詞，並在《政治與英文語言》中系統性地論證了威權體制如何透過語言的頹敗（decay of language）來削弱公民的獨立思考能力。 冷戰時期，美國保守派如法蘭克·席爾斯（Frank S. Meyer）等人便已主張「融合主義」（Fusionism），試圖將自由市場、傳統價值與反共立場結合成統一的反左敘事。1980 年代雷根時代的「邪惡帝國」（Evil Empire）論述，更是將語言武器化的經典案例。因此，Burg 的呼籲實為冷戰右翼「反敘事工程」的當代延伸。
其次，從意識形態光譜的演變來看，現代美國政治語境中「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線確實日趨模糊，這反映了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以降美國進步派刻意淡化蘇聯模式的政治策略。 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透過強調北歐福利國家模式，成功讓「社會主義」在年輕世代中「去污名化」，但其底層的集體主義經濟邏輯與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Burg 試圖透過統一標籤「馬克思主義者」，打破左派內部的光譜防線，迫使溫和派與激進派共同承擔意識形態污名，這是一種典型的「標籤戰略」（Labeling Strategy）。
第三，從宗教與反恐語境的結構性困境來看，「Islamist」一詞源自 1990 年代西方學界，其本意是區分宗教信仰與政治運動，但實務上已淪為「Islamophobia」（伊斯蘭恐懼症）的攻擊標靶。保守派改用「Jihadist」的策略，實質上是將批判焦點從「宗教」轉向「行為與動機」，試圖在言論自由的憲法保障與反歧視的政治正確之間尋找新的著力點。 此一語言轉向呼應了川普政府時期「激進伊斯蘭恐怖主義」（Radical Islamic Terrorism）的官方用語政策，但在多元文化主義盛行的當代美國校園與媒體環境中，此策略將持續面臨強大反彈。
回顧歷史，美國政治語言的典範轉移往往伴隨著重大社會變遷：1960 年代民權運動催生了「種族主義」一詞的重新定義；1990 年代文化戰爭將「家庭價值」推向政治中心；2010 年代茶黨運動則讓「建制派」與「華盛頓沼澤」成為日常用語。Burg 的呼籲，可視為 2026 年期中選舉前保守派試圖發動的第三波「語言典範轉移」運動。其未來情境可分為以下三種：
面對美國政治語境的極化與敘事戰白熱化，以下為跨產業利害關係人的具體行動建議：
01 起因觸發：保守派專欄作家發出「話語權戰爭」動員令，主張用語言精準化奪回中間選民
02 一階傳導：福斯新聞、Podcaster 聯盟與共和黨地方黨部開始系統性採用新政治詞彙
03 二階擴散：主流學術界、大都會媒體與民主黨智庫反擊，引發政治正確 vs. 言論自由的新一波衝突
04 宏觀終局：2026 年期中選舉結果將決定「美國優先 2.0」議程存亡，並形塑未來二十年美國政治詞彙表的典範轉移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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