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氣候談判持續推進的背景下，賴比瑞亞正積極倡議修訂國際海事規則，爭取對開發中國家更公平的制度安排。賴比瑞亞作為全球第二大船舶註冊國（船旗國），其船隊噸位佔全球商船隊約 15%，使其在國際海事組織（IMO）內擁有舉足輕重的發言權。
賴比瑞亞的核心訴求聚焦於兩大層面：第一，在 IMO 推動的航運業脫碳進程中，確保開發中國家不會因嚴格的碳排放規範而被迫付出不成比例的經濟代價；第二，要求已開發國家在氣候融資、技術轉移與船隊現代化方面提供更具體的支持承諾。
賴比瑞亞的策略核心在於將「船旗國身份」轉化為氣候外交籌碼——透過影響國際海事規則的制定，該國得以在捍衛國家財政收入（船舶註冊費為其重要外匯來源）的同時，爭取全球綠能轉型中的話語權。這場博弈不僅涉及航運業的碳排放規範，更觸及全球氣候治理結構中南北權力分配的深層矛盾。
賴比瑞亞推動海事規則改革的行動，本質上是全球氣候治理中南北矛盾在海事領域的具體投射，並非單純的環境議題，而是涉及複雜的經濟利益、發展權利與地緣權力角力。
從歷史脈絡來看，現行國際海事制度主要由歐美及東亞已開發國家主導制定。IMO 於 2023 年通過的「2050 年淨零碳排放」目標，以及即將於 2025 年正式實施的「燃油強度新規」（Fuel Intensity Standard），均對全球船東帶來巨大的合規成本壓力。然而，這些規範的制定過程中，開發中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與小型島國）的特殊處境與發展需求，往往被邊緣化處理。
賴比瑞亞的戰略考量可從三個層面解析：
這場衝突的核心矛盾在於：已開發國家希望透過嚴格的環境規範加速全球綠能轉型，但開發中國家擔心這將成為新型「綠色殖民主義」的工具，加劇而非縮小全球貧富差距。 賴比瑞亞的倡議反映了後者對制度公平的深切焦慮。
賴比瑞亞此次倡議的背景，可比擬為 2009 年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上開發中國家對「已開發國家歷史碳排放責任」的激烈辯論，或是 2015 年巴黎協定中「國家自主貢獻」（NDC）彈性機制的政治角力。當時的妥協結果——允許各國自訂減碳目標——雖維持了談判大局，卻也埋下今日執行力不足的隱憂。如今海事領域的規則制定，正面臨類似的結構性張力。
從全球航運史來看，每一次重大的燃料轉換（從煤炭到重油，再到如今的低碳燃料）都伴隨著長達 20 至 30 年的過渡期與地緣權力重組。賴比瑞亞的倡議能否成功，將取決於其能否在 IMO 這個多邊場域中，有效整合非洲國家聯盟、小型島國聯盟（AOSIS）以及拉美開發中國家的集體力量。
基於以上分析，未來 12 至 36 個月可能出現以下三種發展情境：
面對國際海事規則重塑與全球氣候治理轉型的交匯期，各利害關係人應採取以下策略性行動：
01 起因觸發：賴比瑞亞在 IMO 與全球氣候談判中倡議修訂海事規則，主張開發中國家應獲得更公平的待遇
02 一階傳導：全球航運業面臨 IMO 碳強度新規即將實施的合規壓力，低碳燃料需求急速攀升
03 二階擴散：歐盟 CBAM 對航運業的擴張引發開發中國家反彈，全球貿易摩擦風險升溫
04 宏觀終局：全球氣候治理結構性重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在海事領域的詮釋將成為南北合作的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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