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衛生組織（WHO）於2025年5月通過《全球大流行協議》（Pandemic Agreement），旨在為下一場全球公衛危機建立更完善的準備機制。然而，由於各國無法就最棘手的細節達成共識，協議實質上處於「持續懸置」狀態，談判已延宕逾一年半。
2026年9月，日內瓦舉行的第八輪談判再度陷入僵局，未取得實質突破。爭議核心聚焦於「病原體取得與利益共享附件」（Pathogen 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annex, 簡稱 PABS）——即各國是否應有義務迅速分享新興病原體數據，以及從中研發的疫苗、藥物與檢測試劑應如何公平分配。
WHO幹事長譚德塞於聯合國大會上嚴正呼籲：「進一步的延宕不只是程序上的耽擱，而是當下一場大流行來臨時，讓所有國家付出慘痛代價的延宕。」下一輪關鍵談判時程落在2027年5月的世界衛生大會，被視為能否達成最終協議的實質死線。
這場談判的本質是全球衛生治理領域罕見且尖銳的「南北對峙」結構性矛盾，涉及國家安全、產業利益與生命倫理的多重交織，並非單純的技術協調問題。
一、全球北方（富國與製藥產業）的戰略邏輯：
以美國、歐洲及國際藥廠聯盟（IFPMA）為代表的陣營，強調科學研究的「速度與開放性」。他們主張維持病原體基因序列的開放共享機制，認為 COVID-19 初期中國科學家迅速上傳 SARS-CoV-2 基因組至公開資料庫，是全球能在不到一年內研發出疫苗的關鍵基石。若附加過多合約與條件將造成「巨大的摩擦成本」，削弱緊急應變的靈活性。
二、全球南方（低收入國家）的歷史創傷與戰略反擊：
以第三世界網路（Third World Network）為代言的低收入國家陣營，則對 COVID-19 期間富國瘋狂囤積疫苗、讓窮國「只撿到殘渣」的場景記憶猶新。他們主張，數據本身就是極具談判價值的戰略籌碼，要求 WHO 建立封閉式資料庫，使用者須簽署合約並承諾將一定比例的最終產品以優惠價格提供給窮國，否則拒絕分享。
三、核心矛盾的不可調和性：
這場角力的弔詭之處在於「搭便車問題」——若部分國家拒絕附帶條件地分享數據，而其他國家則無條件提供給製藥公司，封閉機制將形同虛設。這使得談判的本質從「如何分配利益」惡化為「是否還有共同利益可言」。
四、美國「體制外攔截」的破壞性變數：
美國自去年退出 WHO 後，雖未參與多邊談判，卻積極與個別國家簽署雙邊衛生援助協議，以「數據換援助」的模式繞過 PABS 框架。這種「白蟲蛀蝕房屋」式的滲透，被專家視為可能從根本瓦解多邊機制的最大威脅。
回顧歷史，全球衛生治理的重大突破往往發生於危機記憶仍鮮明之時。2003年 SARS 催生《國際衛生條例》（IHR）修訂，2014年伊波拉疫情促成 CEPI（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成立。然而，當集體恐慌褪去後，多邊談判的驅動力也隨之瓦解——這正是當前 PABS 僵局的歷史宿命。展望未來，三種情境值得高度關注：
面對這場可能重塑全球公衛秩序的多邊博弈，各利害關係人應採取分層級的應對策略：
01 起因觸發：COVID-19 疫苗分配嚴重不均，富國多次超額採購、窮國苦等無門
02 一階傳導：WHO 啟動《全球大流行協議》談判，催生 PABS 附件設計
03 二階擴散：南北陣營在數據共享與產品分配條件上激烈對峙，第八輪談判破裂
04 宏觀終局：全球衛生治理走向「雙軌碎片化」，多邊機制權威性受到結構性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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