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開伯爾─普什圖省（Khyber Pakhtunkhwa，KP省）議會議長巴伯爾‧薩利姆‧斯瓦蒂（Babar Saleem Swati）公開反擊聯邦內政部長穆赫辛‧納格維（Mohsin Naqvi），雙方圍繞 KP 省新警察法中一項極具爭議的條款展開激烈交鋒。該法條規定，警方在逮捕涉及刑事案件的省議員（MPA）之前，必須先取得議會議長的許可，納格維抨擊此舉形同賦予議員「實質免死金牌」，更反諷道：「若省議員殺人，警方是否也要先等議長點頭？」
斯瓦蒂隨即嚴詞回應，強調議會特權並非新發明，而是維護立法權獨立、防範警方以刑事案件為名對民選代表進行政治報復的既有機制。他進一步指出，任何議員仍須接受調查、偵辦與司法審判，議長的角色僅在於確保逮捕行動不具政治動機或不至於干擾議事運作。
更深層的指控在於，斯瓦蒂揭露 KP 省議會在通過該法前後，傳出多名議員遭到綁架、收買與「跑票」（floor-crossing）等情事，他質問：「在黑夜裡靠脅迫通過的法律，還演算法律嗎？」同時，他也指控納格維先前扣留議員護照，導致多名省議員無法出席一場有 56 國、186 個議會、8 萬名國會議員參與的國際會議，使巴基斯坦的國際形象蒙羞。這場衝突已從單純的警政立法之爭，升高為聯邦與省分、司法與立法、民主程序與政治暴力之間的憲政級對峙。
這場衝突的本質，並非單純的法律條文之爭，而是巴基斯坦聯邦體制下中央與省分權力結構瀕臨裂解的縮影。要理解其深層脈絡，必須回到三條歷史軸線。
第一，殖民遺產與 18 修憲的幽靈。 巴基斯坦自 1947 年建國以來，中央與省分的權力拉扯從未停歇。齊亞‧哈克（Zia-ul-Haq）軍政府時期的第八修憲將多項事務下放給省分，但 2010 年的第 18 修憲又進一步強化省分自治權（包括警察體制）。如今 KP 省新法，正是省分在「警察」這項高度政治敏感的事項上，企圖從聯邦內政部手中奪回主導權的關鍵一步。這不只是地方自治的延伸，而是省分對聯邦安全機構長期壟斷執法權的結構性挑戰。
第二，PTI 與 PML-N 的政黨死鬥延伸至省分議場。 KP 省長期為巴基斯坦正義運動黨（PTI）執政地盤，聯邦政府則由穆斯林聯盟（PML-N）主導。斯瓦蒂指控議員遭綁架、收買、跑票，背後實為執政聯邦政府企圖瓦解 PTI 在 KP 省議會多數優勢的「政治工程」（political engineering）。議員豁免條款的設定，正是 PTI 在自身議席遭挖角威脅下，試圖以法律手段鞏固防線的反擊。納格維那句「議長許可才能抓人」的嘲諷，實則是聯邦對省分立法權的公開否定。
第三，軍方與文人政府的代理人戰場。 巴基斯坦內政部長一職長期被視為聯邦政府與軍方情報體系（特別是 ISI）的協調節點。KP 省緊鄰阿富汗邊境，恐怖攻擊與安全情勢複雜，警察體制的改革直接影響軍方的情報鏈與行動自由。新法若削弱聯邦對 KP 警察的調度權，將觸動軍方最敏感的神經，這也解釋了為何納格維的反應如此激烈。
綜觀全局，最大的受益者是試圖以此事件轉移經濟與安全困境注意力的聯邦執政聯盟；最大的受損方則是 KP 省民眾，他們在「法律保護傘」與「法治公平性」的拉鋸中，反而淪為政治角力的附帶損害。這場衝突短期內無和解空間，除非最高法院介入釋憲，否則將持續侵蝕巴基斯坦本就脆弱的憲政秩序。
這場府會衝突的後續演變，可從歷史脈絡推演出三種情境。回顧 1990 年代巴基斯坦總理與總統的憲政僵局、2014 年 Imran Khan 在伊斯蘭瑪巴德發起的長達數月的「民主長城」（Azadi March）抗議行動，皆曾讓國家機器瀕臨停擺，最終都在軍方居間協調或最高法院介入下勉強收場。本次衝突的烈度與政治算計，與上述歷史案例有高度相似性。
面對巴基斯坦此次府會衝突帶來的多層次風險，各方行動者應採取以下策略：
01 起因觸發：KP省議會通過新警察法，增設「議長事前許可」逮捕議員條款
02 一階傳導：聯邦內政部長納格維公開抨擊，議長斯瓦蒂反擊，府會正式決裂
03 二階擴散：爭議從法律條文升高為憲政體制之爭，PTI與PML-N政黨惡鬥白熱化
04 三階衝擊：IMF紓困執行進度面臨政治不確定性，主權信評壓力升高
05 宏觀終局：若僵局未解，可能引發軍方介入調停或省分緊急接管，重塑巴基斯坦憲政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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