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土耳其與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卡達等波灣國家在聯合國體系內部形成愈發緊密的策略性協作,正從根本上改變西方傳統盟邦主導中東議題的格局。這波新興的中東外交集結,背後的結構性動力包含能源轉型下的主權基金擴張、區域安全共同體的建構嘗試,以及對「伊斯蘭合作組織」等多邊平台的重新活化。
在敘利亞重建、加薩人道停火、葉門危機與蘇丹內戰等議題上,這些國家不再單純追隨美國或歐洲立場,而是透過聯合國大會投票、安理會非正式磋商以及秘書長特別代表任命等環節主動塑造議程走向。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與沙國王儲薩爾曼於 2024 至 2025 年間數度峰會,更被視為化解 2018 年卡舒吉事件以來雙邊裂痕的象徵性里程碑。
值得注意的是,這並非鐵板一塊的單一陣營。土耳其與阿聯酋在利比亞、東地中海的天然氣探勘上仍有尖銳分歧;沙烏地與卡達在穆兄會定位、伊朗議題上始終存在深層矛盾。但他們在聯合國這個多邊舞台上,已逐步發展出「競合式議程塑造」(coopetition agenda-shaping) 的運作默契。
這場中東國家在聯合國的議程重塑運動,背後蘊含多層次的權力博弈與制度角力,本質上是冷戰後由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正面臨「全球南方」集體發聲的結構性典範轉移。
首先,從地緣戰略觀之,土耳其與波灣國家各有盤算:
然而,真正的核心矛盾在於這些中東國家彼此間存在結構性競爭。土耳其與阿聯酋在東地中海的希臘賽普勒斯經濟海域爭端、利比亞的民族團結政府軍與哈夫塔爾軍閥代理人角力;沙烏地與卡達因穆兄會的政治伊斯蘭路線歧見而長年心結;伊朗作為觀察者,則隨時可能利用遜尼派國家的內部矛盾擴張自身影響力。
這場博弈的最大受益者,並非任何單一中東國家,而是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及其繼任者所代表的「多邊體制本身」——當區域強權願意在聯合國場域內競爭而非在戰場上對抗,多邊主義反而獲得了新的正當性。但最大受損方,則是長期享有制度紅利的西方傳統盟邦——他們發現自己必須與一群過去被視為「接受者」的國家,在聯合國殿堂中共同制定規則。
戰略貿易流向與供應鏈依賴度
HS 2709資料來源:UN Comtrade 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庫 · 全球市場規模 每日約 1.02 億桶 (全球最大宗貿易商品)
比對冷戰後期「不結盟運動」在聯合國發揮關鍵作用的歷史經驗,土耳其與波灣國家此波議程塑造運動,未來 3 至 5 年將呈現以下三種可能情境:
最值得關注的轉折訊號將是 2026 至 2027 年的聯合國秘書長選舉——這將是首次有土耳其、波灣或更廣泛「全球南方」籍候選人正式角逐的最高位階,象徵意義深遠。
面對中東國家在聯合國體系的議程重塑浪潮,相關決策者應採取以下分層策略:
01 起因觸發:加薩戰事、蘇丹內戰等區域危機迫使中東國家尋求多邊發聲管道
02 一階傳導:土耳其與沙烏地關係解凍、阿聯酋與伊朗復交改寫區域外交矩陣
03 二階擴散:伊斯蘭合作組織、阿拉伯國家聯盟在聯合國場域的議事能量提升
04 宏觀終局: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壓力升高、全球南方陣線成形、西方多邊領導地位遭稀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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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ED 地緣衝突與安全熱區監測
CRITICAL (極高衝突)監測熱區:中東與紅海走廊 (Middle East & Red Sea Corridor)(葉門 · 以色列 · 黎巴嫩 · 荷姆茲海峽)
📡 區域安全態勢評估: 紅海曼德海峽商船遇襲風險持續高企,多國海軍聯合護航行動持續進行,牽動蘇伊士運河全球航運保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