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知名時事評論員 Crispin Hull 近期投書媒體，嚴詞批評澳洲央行（RBA）總裁 Michele Bullock 與總理 Anthony Albanese 在對抗頑強通膨的政策上過於保守，未能善用現有政策工具積極介入。
文章指出，儘管澳洲央行於2022年至2023年間將現金利率自歷史低點的0.1%大幅調升至4.35%，試圖壓制疫情後的物價飆漲，但通膨回落速度遠不如預期。截至2024年中，澳洲整體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仍高於3%，核心通膨剔除波動性項目後依然黏著在3.5%以上，距離央行設定的2%至3%目標區間中點仍有實質落差。
Hull 認為，這顯示僅靠傳統升息管道已不足以扭轉通膨預期僵固化的結構性問題，呼籲央行與財政部門應採取更果斷的總體經濟協調手段，包括進一步緊縮貨幣政策、調整租屋津貼等補貼機制，以及更明確的財政紀律訊號。
這場論戰的本質，並非單純的學術辯論，而是澳洲當前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之間長期存在的張力與權責角力。
從歷史演進來看，澳洲央行自1990年代獨立運作以來，便享有極高的政策自主性，這項制度設計源自1990年代初期澳洲經濟改革的典範轉移，目的是將政治短期考量從利率決策中隔離，以確保物價穩定。然而，這種制度獨立性也意味著央行無需對就業或經濟成長負直接政治責任，這正是當前爭議的核心所在。
這場衝突的根源，在於澳洲經濟正面臨結構性轉型——能源轉型推升綠色通膨（Greenflation）、人口成長帶動住房供需失衡、地緣緊張推高進口成本——這些供給面衝擊，單靠貨幣政策工具根本難以精準對沖，必須仰賴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密切協作，但政治現實卻使這種協作窒礙難行。
對照歷史，澳洲當前的通膨僵局與1990年代初期有著驚人的相似性。當年澳洲央行在經濟改革典範轉移的背景下，透過果斷升息與財政重整，最終成功馴服通膨並開啟長達三十年的低通膨成長時代。然而，當前的結構性挑戰更為複雜，能源轉型、人口成長與地緣碎片化的三重壓力，使政策制定者面臨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
以下是未來12至18個月三種可能的政策路徑：
面對澳洲通膨僵局與政策不確定性，各方利害關係人應採取差異化戰略應對：
01 起因觸發：澳洲央行2022-2023年急速升息未能有效壓制通膨預期，評論界對央行與政府的政策力度發起嚴峻挑戰
02 一階傳導：房貸族還款壓力攀升，實質可支配所得萎縮，零售消費力道減弱
03 二階擴散：銀行業淨息差擴大但違約風險同步升高，商業地產估值面臨修正壓力
04 宏觀終局：澳洲通膨僵局可能迫使央行與財政部打破制度藩籬，啟動罕見的總體經濟政策协作，這將是1990年代以來澳洲經濟治理體級最重要的典範轉移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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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Y-2Y 美國公債殖利率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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