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發布的「紅色通緝令」（Red Notice）本質上並非國際逮捕令，而是一份請求各成員國「暫時拘留」被通緝人士的請求文件，已成為全球執法與跨境旅行中最具爭議、卻也最被廣泛濫用的工具之一。截至 2024 年，Interpol 資料庫已累計超過 1.2 萬份有效的紅色通緝令，覆蓋全球 196 個成員國的領土範圍。
根據《國際刑警組織章程》第 3 條，該組織被嚴格禁止介入或執行任何具有「政治、軍事、宗教或種族」性質的案件。然而，實務運作中，獨裁政權與威權政府經常利用紅色通緝令作為跨國鎮壓異議人士的手段，導致流亡海外的記者、政治反對者、吹哨人及人權活動家在第三國入境時遭到盤查、拘留甚至引渡。
近年來，Fair Trials International 與其他公民團體已記錄超過 300 起疑似政治濫用紅色通緝令的個案，其中土耳其、中國、俄羅斯、白俄羅斯與烏茲別克為最常被點名的申請國。愛爾蘭等歐洲國家因未對紅色通緝令進行獨立的司法審查，曾引發歐洲人權法院多次裁決違憲。
紅色通緝令的爭議本質上反映了全球執法合作與人權保障之間的結構性矛盾，這是一場涉及國家主權、跨國治理與個人自由的多層次博弈。
從歷史脈絡觀察，Interpol 成立於 1923 年，原本宗旨是促進跨國警察合作以打擊普通犯罪，但冷戰結束後，隨著非民主政權加入該組織，紅色通緝令的「政治化」問題日益嚴重。2007 年歐洲人權法院在「Boacero 訴愛爾蘭案」中的里程碑判決，確立了成員國有義務對紅色通緝令進行獨立實質審查的原則，但各國執行力度參差不齊。
利益角力的核心可從三方視角解讀：
這場角力中最大的受害者是流亡者——他們往往因一紙缺乏實質司法審查的文件，在機場被攔截、遭受長時間訊問，甚至被引渡回面臨酷刑或不公正審判的母國。最大的受益者則是那些能靈活利用該機制進行跨國鎮壓的威權政權，它們以極低的政治成本達成了過去需要複雜引渡條約才能實現的目標。
回顧歷史，Interpol 的治理改革始終緩慢而艱辛。2011 年 Interpol 雖已設立「控告與豁免委員會」（Commission for the Control of Files, CCF）作為救濟機制，但處理案件平均需時 18 個月以上，對於已滯留在第三國的流亡者而言，這種遲來的正義形同救濟闕如。
展望未來，紅色通緝令體系的演變可能出現以下三種情境：
面對紅色通緝令帶來的多層次風險，各方利害關係人應採取以下具體行動：
最高優先級的戰略建議是：在地緣政治高度緊張的當下，將「跨境行動安全」提升至與「網路安全」同等重要的企業風險管理層級，因為一紙紅色通緝令可能導致核心人才在海外被無限期拘留，對企業營運造成的衝擊不亞於一次重大資安事件。
01 起因觸發：Interpol 紅色通緝令制度設計缺陷，缺乏獨立司法預審機制
02 一階傳導：威權政權大規模濫用，對流亡異議人士發出無實質審查的通緝
03 二階擴散：流亡者在第三國入境時遭盤查、拘留甚至引渡，歐洲人權法院介入
04 三階升級：民主國家被迫建立「平行審查機制」，對特定國家通緝令實施自動凍結
05 宏觀終局：跨境人權保障體系面臨典範轉移壓力，全球治理結構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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