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中央調查局（CBI）於2026年9月29日週二清晨，於杜拜（UAE）正式逮捕並驅逐出境遭通緝的尼拉夫・莫迪（Nirav Modi）親信共犯桑迪普・米斯特里（Sandeep Mistry），隨即押解至印度孟買，接受羈押偵訊。
據CBI特別檢察官A. Limosin向CBI特別法庭陳述指出，米斯特里因涉及旁遮普國家銀行（PNB）鉅額詐騙案，遭法院發出逮捕令，並由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發布紅色通緝令。他是該詐騙案中被鎖定的核心人物之一，長期擔任莫迪在杜拜與香港設立之空殼公司之間的關鍵聯絡人。
CBI指控，米斯特里負責管理並協調莫迪位於杜拜（UAE）與香港的空殼公司網路之日常運作，透過秘密通訊系統監督兩地據點運營，並對員工下達指令。整起PNB詐騙案涉及虛構的國際貿易交易（fictitious international trade transactions），是印度銀行史上規模最大的詐欺醜聞之一。目前尼拉夫・莫迪本人的引渡程序仍未歸明，象徵這場延燒多年的跨國金融犯罪追緝行動仍在持續推進。
本案的衝突本質不在於地緣政治對抗，而是一場典型的跨國金融犯罪追緝與司法管轄權博弈，背後折射出印度金融監管體系的深層漏洞、新興市場銀行內控機制的結構性缺陷，以及全球反洗錢（AML）執法網路的運作張力。
從犯罪結構與手法演進來看，這起PNB詐騙案並非單純的個體犯罪，而是一套高度系統化、跨境化的空殼公司犯罪鏈。尼拉夫・莫迪及其共犯利用杜拜與香港作為離岸避風港，透過虛構的國際貿易交易（fictitious Letters of Undertaking, LoUs）從PNB獲取數十億美元的信用額度。米斯特里在其中扮演的「中間人」角色，是這條跨境犯罪鏈得以運轉的神經樞紐——他負責協調兩地空殼公司的日常運作，確保資金流向與通訊指令的隱蔽性。
從司法管轄權與引渡困境來看，本案凸顯出新興市場國家在追緝藏匿於阿聯酋、英國等普通法系國家的金融嫌犯時面臨的巨大障礙。尼拉夫・莫迪本人在英國的引渡曠日廢時，而米斯特里之所以能在杜拜被迅速驅逐出境，反映出阿聯酋近年在國際形象與反恐/反洗錢壓力下，對特定類型金融犯罪的態度已有所鬆動。這也意味著，犯罪者選擇藏匿地的策略窗口正在收窄，但速度極為緩慢。
從印度金融監管的深層結構性問題來看，PNB案的根源在於銀行SWIFT訊息系統未與核心會計系統對接，導致基層分行能長期繞過總行風控進行未授權的信用開狀操作。米斯特里的落網，並不能掩蓋印度國有銀行體系在數位化內控、跨境交易監察、以及吹哨人保護機制上的根本性短板。
回顧歷史，類似PNB這類超大型跨境銀行詐騙案（如2008年美國Bernard Madoff案、2018年馬來西亞1MDB案）的追訴進程通常呈現「主嫌長期滯外、共犯零星落網、司法程序反覆耗時」的長期化特徵。本案未來發展，可預判以下三種情境：
面對PNB案持續發酵及其衍生影響，相關決策者與市場參與者應採取以下行動：
01 起因觸發：CBI在杜拜逮捕並驅逐出境PNB詐騙案共犯桑迪普・米斯特里
02 一階傳導：印度司法體系接管偵訊程序，PNB案證據鏈進一步完善
03 二階擴散：印度國有銀行體系面臨強化SWIFT內控與跨境交易監管的監管壓力
04 三階外溢：阿聯酋作為離岸金融中心的反洗錢合規標準受到國際社會重新檢視
05 宏觀終局：印度銀行業數位轉型與治理改革進度，成為新興市場金融監管可信度的關鍵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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