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內部的「節儉國家聯盟」（Frugal Four/Five）正集結向布魯塞爾施壓，要求大幅縮減下一期多年期財務框架（MFF）的整體預算規模。這群以荷蘭、奧地利、瑞典、丹麥為核心，並獲得芬蘭支持的北歐與西北歐國家，長期主張嚴格的財政紀律，認為歐盟應回歸「小而美」的運作模式，削減對共同農業政策（CAP）、結構基金及部分對外援助的支出。
此次施壓的時空背景極為特殊：歐盟正試圖在「下一代歐盟」（NextGenerationEU）復甦基金逐步退場之際，重新校準七年期預算的優先順序。節儉國家主張將預算成長幅度壓低在通膨增幅以下，實質等於大幅縮減支出，並要求新加入的優先事項（如國防開支、烏克蘭重建）必須透過刪減既有計畫來籌資，而非加碼總額。
這場預算角力不僅關乎數千億歐元的資源分配，更將決定歐盟能否在擴大與深化之間取得平衡——如何在接納烏克蘭等新成員的同時，避免預算遭到通膨嚴重稀釋。
這場預算大戰的本質，並非單純的數字加減法，而是歐盟內部「財政主權派」與「團結擴張派」之間的深層路線之爭。
節儉國家聯盟的戰略盤算清晰可見：這些國家長期是歐盟淨預算貢獻者（net contributors），每繳一歐元稅金，能拿回不到八毛錢。他們認為，過度膨脹的預算將稀釋會員國的財政自主權，並讓歐盟淪為「轉支付機器」而非效率導向的治理機構。荷蘭長期以來更是節儉陣營的急先鋒，多次成功杯葛歐盟預算擴張提案，其立場反映國內強烈的財政保守民意。
相對地，南歐與東歐國家（西班牙、義大利、波蘭、希臘、匈牙利等）則是主要的淨受惠國（net beneficiaries），他們高度依賴結構基金與農業補貼來維持經濟發展。對他們而言，任何預算縮減都將直接衝擊基礎建設、區域發展與農業轉型。這些國家在政治上與法國結盟，而法國作為農業大國，是 CAP 最大受益者，因此節儉國家與法國之間的預算攻防，幾乎已成為歐盟預算談判的「固定劇碼」。
更深層的矛盾在於「錢從哪裡來」的結構性問題。歐盟傳統上仰賴會員國 GNI 貢獻與關稅收入，但近年來為了因應 COVID-19 復甦與俄烏戰爭，歐盟首度大規模舉債融資，引發節儉國家對「道德風險」的強烈疑慮。他們擔心，共同舉債將成為常態，最終迫使納稅人為南歐的財政紀律鬆懈買單。
這場衝突的受益者與受損方輪廓鮮明：受益者為節儉國家的納稅人與主張財政紀律的政黨；受損方則為高度依賴歐盟資金的東歐新興經濟體、南歐周邊國，以及試圖擴大政策範疇（國防、氣候）的歐盟執委會。
回顧歷史，歐盟預算談判從來不是一場速戰速決的戰役，而是曠日廢時的政治博弈。2014 至 2020 年的七年期預算曾因英國與節儉國家的杯葛而延宕數月，最終透過巧妙妥協過關；2020 年的復甦基金更是 COVID-19 危機下的非常規產物，並非常態。此次角力的結果將深刻形塑 2028 年以後歐盟的治理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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