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醫學領域正面臨一項嚴峻的結構性失衡：儘管女性進入醫學院與住院醫師訓練的比率持續攀升，但這股動能並未如實轉化為臨床試驗的領導權。
根據神經認知學家、Rush大學醫學中心臨床試驗專家 Neelum T. Aggarwal 醫師在「2026女性醫學高峰會」上的演說，一項發表於《JAMA Internal Medicine》的研究分析了2005年1月至2023年5月間、橫跨廣泛醫學領域的 245,771項臨床試驗與290,078位主要研究員（Principal Investigator, PI），結果顯示 女性僅占全部主要研究員的 32.4%，其中 63.5% 的試驗由男性主導，性別無法辨識的比例則為 4.1%。
各專科差距懸殊。心臟病學（20.3%）與肝臟學（21.4%）是女性 PI 占比最低的兩大領域，而風濕病學（49.2%）與婦產科學（43.9%）則是女性領導比例最高的專科。值得注意的是，性別差距在晚期（late-phase）試驗以及由產業資金贊助的試驗中更加顯著，這意味著距離新藥上市的決策核心圈，女性聲音愈發稀薄。
更值得關注的是，由女性 PI 領導的研究，其收案成員中女性的代表性往往更高，形成正向循環。
這並非一場典型的「利益角力戰」，本質上是一項根植於學術權力結構、產業資金邏輯與性別社會期待的深層結構性矛盾。理解此現象，必須從歷史脈絡、產業機制與制度路徑依賴三個維度層層剖析。
第一，歷史路徑的延遲效應。現代醫學體系長期由男性建構，臨床試驗的「師徒傳承制」與「贊助夥伴網路」皆深植於歷史人脈鏈。當一位女性醫師要成為 PI，她不僅需要科學能力，更需要進入由資深男性學者主導的試驗指導委員會、數據安全監測委員會與多重中心研究網路。這些網路的進場券，往往透過「主動舉薦（sponsorship）」取得，而非僅止於能力證明。
第二，產業贊助邏輯的結構性偏差。臨床試驗的資金高度集中於製藥與醫材產業，而這些產業的決策層與學術顧問委員會長期以來呈現男性主導格局。研究指出，「性別差距在晚期試驗與產業資助試驗中更為顯著」，這正是因為晚期試驗涉及數億美元的商業利益，產業傾向選擇「已被驗證過」的合作對象，無形中形成排斥新進與女性領導者的玻璃天花板。
第三，學術機構的「被保護時間」配置不均。在大專院校與教學醫院的升遷制度中，「被保護的研究時間（protected research time）」是決定醫師能否兼顧臨床與研究的關鍵資源。Aggarwal 明確指出，女性醫師往往缺乏足夠的被保護時間、研究基礎設施、操作試驗的實戰經驗，以及在領導機會出現時的能見度。這與女性在家庭照護責任上的不成比例負擔、學術導師網路的稀缺密切相關。
第四，「被設計的研究」之深層意涵。臨床試驗的設計並非中性流程，從選擇終點指標（endpoints）、決定收案條件、解讀數據到撰寫結論，每一步都內含價值判斷。當女性 PI 占比僅三成時，意味著決定「哪些健康問題值得研究」、「哪些藥物副作用值得追蹤」、「哪些族群需要被納入」的決策權，系統性地傾向單一性別視角。這對女性病患的醫療品質構成隱性卻深遠的影響。
比對過往醫學領域性別平權的進展節奏，例如1990年代女性醫師占比突破20%、2000年代住院醫師性別比接近翻轉，本議題的演進速度明顯落後於臨床一線。展望未來三至七年，可能出現以下三種情境：
面對此結構性落差，不同利害關係人應採取分進合擊的行動策略：
01 起因觸發：女性進入醫學院的比率攀升，但試驗領導層的權力傳承鏈未同步翻轉
02 一階傳導：心臟病學、肝臟學等次專科的試驗設計與解讀持續以男性視角為主
03 二階擴散：女性病患的藥物反應、副作用數據與臨床指引產生系統性缺口
04 宏觀終局：監管機構、學術期刊與製藥產業的多元化政策壓力升高，催生臨床研究治理典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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