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青年倡議者 Shmuel Holiday 於《Algemeiner》發表評論，主張當代親以色列公共論述的最大盲點，在於過度追求讓對方從「我不同意」變成「我同意」。他援引兩項關鍵場景：一是紐約聯合國總部外一名 NYU 穆斯林學生 Na 提出「以巴和平共處」的疑問；二是英國歌手 Ed Sheeran 於費城演唱會上對以巴衝突發表看法，並坦承「我了解得不夠多」。Holiday 主張公共論述的首要目標應是將「我知道」轉化為「我不知道」，藉由激發好奇心為複雜議題創造對話空間。
他進一步以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OCHA）2026 年 4 月統計資料為佐證：約旦河西岸共有 925 處「移動障礙物」，但其中僅 89 處為全天候運作的檢查站，另有 218 處為間歇性配置，其餘包含道路閘門、土堆與其他路障；其中 34 處全天候檢查站更集中於極度敏感的希布倫 H2 區。Holiday 強調，「925」這個數字被社群媒體簡化為百萬巴勒斯坦人通過近千座檢查站的單一敘事，卻掩蓋了背後反恐、地理與歷史糾結的結構性成因。
本文本質上並非傳統意義的政經利益博弈，而是公共外交領域中「敘事戰」如何從「說服模式」邁向「提問模式」的典範轉移，同時也折射出當代社會在社群媒體時代面對複雜國際爭議時的認知危機。
從歷史脈絡來看，以色列公共外交長期以「糾正錯誤資訊」為核心任務，無論是面對聯合國安理會的停火決議、美國校園的抵制撤資（BDS）運動，或是社群媒體上的片面控訴，皆採取「提出事實、反駁論點」的單向輸出模式。然而，Holiday 指出這種模式正面臨結構性失效，因為當代資訊環境的特性是短影音（如 Instagram Reels）與碎片化對話取代了長篇深度論述，使任何試圖在 30 秒內完整呈現以色列安全考量的嘗試，註定被化約為另一個「片面敘事」。
更深層的結構性成因在於，OCHA 數據被刻意或無意地「去脈絡化」，成為社群時代標準化的資訊武器。925 處障礙物涵蓋不同類型與不同歷史脈絡——H2 區的檢查站源於 1997 年希布倫協議後的複雜權力分配，道路土堆則可能與反恐路徑管制有關。當倡議者僅以總體數字回擊，便會落入對方的論述框架；而當倡議者選擇拆解數字脈絡，邀請對方進入提問模式，才可能突破認知同溫層。
Holiday 援引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的實驗數據佐證此觀點：當美國民眾被詢問對印度總理莫迪的看法時，若無「沒聽過」選項，34% 表示「有些信心」、42% 表示「不太有信心」；一旦提供「我沒聽過」的選項，明確表示不知道的比例顯著上升，這證實了許多「意見」其實是認知不確定下的武裝設定。此一發現在以巴議題上同樣適用：人們並非真的了解 925 處障礙物的全貌，卻急於以此作為道德判斷的依據。
比對冷戰時期美蘇雙方的公共外交策略，以及近十年西方國家面對社群媒體崛起後的敘事調適歷程，可對以巴議題的公共論述演進提出以下三種情境預測：
面對當前以巴衝突在西方公共論述空間的結構性挑戰，相關倡議者、政策制定者與內容創作者可採取以下戰略行動：
01 起因觸發：Ed Sheeran 演唱會與 NYUNY 學生對話引爆「我了解得不夠多」共鳴
02 一階傳導：以色列公共外交圈開始反思「單向說服」模式的結構性失效
03 二階擴散：聯合國 OCHA 數據遭去脈絡化使用，觸發社群媒體口號戰
04 宏觀終局：西方校園與智庫可能形成新公共外交方法論，重新定義爭議性國際議題的傳播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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