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HHS）部長小羅伯．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 Jr.）於華府 MAHA（Make America Healthy Again）健康峰會上，發表對未來美國醫療體系的重大宣示。他主張美國民眾應「成為自身健康的執行長（CEOs of their own health）」，並點名 人工智慧與電子病歷的全面開放，是重塑臨床醫療的兩大關鍵力量。甘迺迪透露近日與 OpenAI 執行長山姆．奧特曼（Sam Altman）會面，並引述其說法指出，兩年前 AI 尚不適合提供醫療建議，但如今若臨床醫師不借助 AI 工具，已構成「醫療疏失（malpractice）」。
在具體政績層面，甘迺迪強調其任內推動的醫療資料互通政策已取得突破性進展：入部時全產業公開共享的病歷不到 1,000 萬筆，15 個月後已飆升至 10 億筆，成長幅度達 100 倍。他並提及上任後已調整兒童疫苗接種時程、推動加工食品中人工染料的移除。本次峰會被定位為跨部會、醫療機構、藥廠與科技業的跨界協作平台，象徵川普第二任期「健康民族主義」政策路線的具體落地。
本事件本質屬於公共衛生政策與新興科技的跨界融合，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地緣對抗或產業壟斷訴訟，因此不宜以「利益角力」的零和框架強行解讀。更值得深究的是其背後的歷史脈絡、技術演進與結構性誘因。
從政策史來看，美國病歷互通長年受困於 1996 年 HIPAA 法案下的隱私藩籬、醫療資訊系統（HITECH Act）推動下的廠商技術壁壘，以及各醫療體系間的資料格式碎片化。甘迺迪所稱「10 億筆公開共享」實際上是 CMS（聯邦醫療保險中心）2024 年啟動的「健康資料互通性最終規則（HTI-2 Rule）」與「USCDI v5」資料標準的延伸成果，並非憑空產生。但問題在於：當聯邦政府以行政命令強制打破資料壁壘，雖有利於 AI 訓練與病患賦權，卻也同時壓縮了 Epic、Cerner 等電子病歷（EHR）巨頭的資料壟斷紅利。
更深層的結構性矛盾在於 AI 醫療的「責任歸屬」問題。甘迺迪引述奧特曼說法，將「不諮詢 AI」等同於「醫療疏失」，這在醫療法理上極具爭議。當前美國各州醫師執照法規、FDA 對「軟體即醫療器材（SaMD）」的審查框架、以及醫療事故訴訟實務，均尚未承認生成式 AI 具備臨床決策的「建議者」地位。換言之，政策宣示已大幅超前於法規調適，這才是未來三年最值得追蹤的結構性張力。
此外值得注意的背景脈絡是，MAHA 運動本身帶有強烈的反製藥業、反加工食品的民粹色彩，其與矽谷 AI 科技的結盟，實質上構成了一條「反機構信任＋擁抱科技賦權」的另類政治光譜，與傳統共和黨放任市場派的立場存在微妙張力。
回顧歷史，醫療科技的典範轉移往往以「政策破冰＋技術成熟＋商業模式重構」三軌並行推進。1990 年代網際網路興起時，遠距醫療（Telemedicine）耗費近 20 年才完成法規與給付的全面調適；2010 年代 EHR 普及同樣歷經 HITECH 法案逾百億美元補貼才達成。因此，AI 醫療的擴張速度，勢必受到法規調適節奏的制衡。基於此脈絡，可推演以下三種情境：
無論何種情境，2026 至 2028 年將是美國醫療 AI 從「政策宣示」走向「法規落地」的關鍵轉折期，投資人與從業者應以此為時間錨點。
01 起因觸發：川普第二任期任命RFK Jr.執掌HHS，啟動MAHA健康民族主義路線
02 一階傳導：CMS推動HTI-2最終規則，強制醫療機構開放病歷API互通
03 二階擴散：OpenAI、Anthropic等通用大模型廠商加速切入SaMD合規認證
04 三階外溢：FDA調整審查框架，引發歐盟AI法案外溢效應與跨國監管競合
05 宏觀終局：美國醫療體系從「機構中心」轉向「病患賦權＋AI輔助」新典範，傳統EHR廠商商業模式面臨根本性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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