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土安全部(DHS)被揭露動用高達 2,000 萬美元的納稅人資金,投放一系列美化總統川普的「類競選風格」電視廣告,引發兩黨國會議員齊聲撻伐。民主黨參議員 Patty Murray 與 Chris Murphy 於週二致信國土安全部長 Markwayne Mullin,直指此舉「明顯違法且是對納稅錢的駭人貪腐濫用」。
這批資金源自川普去年夏天簽署的《One Big Beautiful Bill》法案,原本編列用於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的經費。眾議院預算管理局局長 Russ Vought 於 9 月 19 日逕行將款項從國土安全部移轉至廣告活動,繞過國會常規監督程序。
根據外部廣告追蹤機構 AdImpact 數據,過去七天內三支廣告的投放花費已逾 250 萬美元,實際總支出因各電視網對「政治廣告」的分類標準不同而可能遠超此數。廣告以「Paid for by the U.S. government」字樣收尾,內容包括川普在黑白影像中走向鏡頭、搭配「最終決戰」反「全球主義者」獨白,被共和黨自家議員類比為匈牙利威權領袖歐爾班的宣傳手法。
此事件本質是 行政權與立法權的憲政對撞,更是美國政治極化下「公共資源政治化」的經典縮影。從利益角力與權力佈局切入,可拆解為三層矛盾。
第一層是行政權對國會撥款權的實質侵蝕。 依美國《法律授權法》與多年國會審計慣例,國會撥款專款專用,若行政機關將「CBP 執法經費」挪作「政治形象廣告」,已構成對《國會撥款法》(Appropriations Act)核心精神的違反。預算管理局局長 Vought 過去即以「削減開支、強化總統行政肌肉」聞名,此次移轉程序幾乎是行政單方面宣告:「國會通過的預算只是起點,最終支配權在白宮」。
第二層是「公務宣導」與「政治宣傳」的界線崩壞。 白宮辯稱廣告屬「公共服務公告」(PSA),但傳播學專家與兩黨議員均指出,川普政府過去的 PSAs 通常引導民眾使用特定政府服務(如 FEMA 補助申請),而這批廣告完全沒有任何服務申請資訊,純粹是「領袖崇拜式」的形象建構。這種「挪用公帑為在任總統打造個人崇拜」的案例,在現代美國政治史中極為罕見,被拿來與威權體制類比並非偶然。
第三層是期中選舉的時機政治算計。 川普所屬的 MAGA Inc. 政治行動委員會帳上仍有數億美元資金,足以支應期中選舉開支。選擇動用納稅人而非政治獻金,一方面可規避競選財務法對「政治廣告」較嚴格的揭露與募款限制,另一方面讓「由全民買單的造神運動」在 NFL 大學賽事轉播等高收視時段密集播放,最大化政治槓桿效應。對民主黨而言,這卻是「送子彈」的政治紅利——他們已誓言若奪回眾院將全面啟動國會調查,甚至不排除彈劾。
更深層的結構性矛盾在於,《One Big Beautiful Bill》本身編列了 1,750 億美元給國土安全部用於移民執法與驅逐計畫,但同時大幅削減 Medicaid 與 SNAP 社福支出。如今這筆「砍社福、養驅逐、養造神廣告」的預算流向曝光,將成為期中選舉攻防的最具體彈藥。
若將此事件置入美國近代政治史脈絡,最相近的對照案例是 2003 年前眾議院議長 Newt Gingrich 將公帑用於個人形象廣告的爭議,以及 2019 年川普第一任內將 PSA 預算轉用於美墨邊界牆宣傳的爭議。但本次的規模與「造神」程度均超越前例,未來走向可分三種情境推演。
無論哪種情境,「公帑政治化」的紅線已實質被跨越,這將永久改變華府對「資訊即政治武器」的戰略認知,也將使期中選舉的攻防主軸從傳統的經濟與外交議題,轉向「誰能定義政府資源的正當用途」這個更深層的制度性議題。
01 起因觸發:預算管理局局長 Vought 於 9 月 19 日將 2,000 萬 CBP 經費移轉至政治形象廣告
02 一階傳導:國土安全部淪為白宮政治傳聲筒,兩黨國會議員齊聲撻伐
03 二階擴散:廣告監測業者、CTV 串流平台被迫處理政府政治廣告分類爭議
04 政策面外溢:民主黨揚言若奪回眾院將啟動預算追回與彈劾程序
05 宏觀終局:美國行政權與立法權的憲政制衡進入新一輪動盪期,期中選舉成為全民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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