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防部「戰俘與失蹤軍人核算局」（DPAA）正面臨史上最大規模的預算縮減威脅。預算從2025財年的1.85億美元驟降至2026財年的1.67億美元，五角大廈更打算在2027財年進一步砍至1.6億美元，連帶使海外實地搜索任務從2025財年的105場次，銳減至2027財年預估僅剩48場次。
面對此一縮減，退伍軍人麥克・漢蕭（Mike Henshaw）於2025年1月成立「不對稱MIA核算組織」（AMAG），率領考古團隊前進菲律賓民答那峨島的馬拉威市，搜尋1942年遭日軍處決的三名美軍官兵遺骸——韋西中校（Lt. Col. Robert Vesey）、普萊斯上尉（Capt. Albert Price）與錢德勒一等士官長（1st Sgt. John Chandler）。此案同時牽動二戰期間唯一遭敵軍處決的美國本土出生的將領——蓋伊・福特准將（Brig. Gen. Guy Fort）的下落追尋。
目前全美仍有約8.1萬名二戰以降失蹤軍人未被尋獲，其中約3.8萬人被認定有尋獲可能，但隨著見證者凋零、土地地貌變遷，這扇機會之窗正快速關閉。2025年雖締造231人鑑定的歷史新高紀錄，但絕大多數來自既有墓園的二次挖掘，而非新實地搜索成果。
此事件本質上是一場「國防預算優先順序的典範轉移」，反映五角大廈在戰略資源分配上的根本矛盾。
一、戰略資源排擠效應：即便川普政府任內整體國防支出大幅攀升，DPAA這類「人道象徵型任務」卻遭到邊緣化。數百億美元資金正被重新導向飛彈防禦系統、新世代武器載台與人工智慧研發，而MIA搜索——一個無法換取即時戰略優勢、卻承載國家道德承諾的計畫——淪為預算緊縮的首當其衝。DPAA印太區域業務主管克里斯・菲爾普斯（Chris Phelps）在6月家屬說明會上坦言：「趨勢線正朝絕對錯誤的方向發展。」
二、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角色博弈：DPAA受限於美國國務院因恐攻威脅與社會動亂而對馬拉威發布的安全管制禁令，官方團隊根本無法進駐。AMAG此類非營利組織遂成為填補真空的關鍵替代方案，但也引發治理疑慮：未經聯邦認證的組織，如何在維持美國政府鑑識黃金標準的前提下，跨國執行具備高度外交敏感性的人道任務？
三、國會兩黨政治角力：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於6月初通過2027年《國防授權法》時，由內布拉斯加州共和黨參議員費雪（Deb Fischer）領銜追加4,000萬美元DPAA預算；但眾議院版本於7月底通過時卻未納入該條款。在參議院9月14日復會前，國防法案陷入停擺，DPAA預算走向高度不確定。
最大受益者與最大受害者：短期內，國防產業巨擘如洛克希德馬丁、雷神（RTX）等飛彈與AI承包商將是預算重分配的明顯贏家；而陣亡將士家屬、退伍軍人權益團體以及冷戰與反恐戰爭中數十萬個懸而未決的家庭，則承擔起道德承諾被財政現實稀釋的代價。
DPAA預算縮減與非營利組織崛起並非孤立現象，而是後冷戰美國國防倫理典範轉移的縮影。回顧歷史，類似的國家承諾危機曾在1970年代越戰結束後的POW/MIA運動、1990年代冷戰終結時的東歐遺骸清算，以及2000年代初期波黑與科索沃戰後的法醫鑑識行動中反覆出現。
每一次縮減都伴隨著三種可能路徑：
面對此一趨勢，政策制定者、投資人與相關利害關係人應採取多層次的戰略應對：
01 起因觸發：五角大廈將數百億美元預算重分配至飛彈防禦與AI，DPAA預算三年內累計縮減近15%
02 一階傳導：海外實地搜索任務從105場驟降至48場，越南、寮國、柬埔寨區域任務近乎腰斬
03 二階擴散：非營利組織AMAG模式崛起，填補政府無法進入的高風險地區（馬拉威）任務真空
04 三階深化：美菲歷史清算與反恐夥伴關係交織，福特准將歷史地位成為兩國共同記憶的政治資產
05 宏觀終局：美國「不遺落任何一位軍人」的道德契約面臨系統性鬆動，長期將削弱社會對軍人犧牲的集體敬意與募兵體系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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