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府近年以「監管鬆綁＋產業扶植＋場景落地」三軌並進的策略，將無人機從航空管制議題升級為國家級數位基礎建設與包容性發展工具。截至 2026 年 2 月，全國已有超過 38,500 架註冊無人機、39,890 名 DGCA 認證遠端飛行員，以及 244 家核可訓練機構。政策演進歷經三個關鍵節點：2018 年《無人機法規 1.0》以嚴格的「未經許可不得起飛」機制與 400 英呎飛行高度限制為主軸；2021 年起轉向自由化，將行政表格從 25 份砍至 5 份、證照費從 3,000 盧比降至 100 盧比、機場禁飛黃區從 45 公里縮至 12 公里，並將近 90% 領空劃為綠區。產業端方面，120 億盧比的 PLI 獎勵已吸引 595 億盧比投資並創造約 2,650 個就業機會，無人機 GST 並於 2025 年 9 月降至 5%。應用面更已深入農業、SVAMITVA 土地測量（完成 32.9 萬個村落勘測、核發 3.1 億張產權證），以及 Namo Drone Didi 女性創業計畫（已配發 1,094 架無人機予女性自助團體）。
印度無人機政策的深層意涵，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監管鬆綁，而是一場從「天空治理」到「產業治理」典範轉移的制度實驗。回顧歷史，2018 年《無人機法規 1.0》本質上承襲殖民時期航空管制的防禦性思維，將無人機視為國安與空域秩序的潛在威脅；然而 2021 年後政策急轉，反映的是莫迪政府試圖將無人機重新框架為「數位公共基礎建設」（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DPI）的一環，與 UPI 統一支付介面、Aadhaar 數位身分認證同列為國家級數位主權的戰略支柱。
在產業政策面，這套模式的矛盾與精巧並存。一方面，進口政策明確禁止整機進口卻開放零組件進口，構成「保護本土組裝、卻不保護本土供應鏈」的矛盾設計——短期內確實刺激了 Tata、Adani、Garuda Aerospace 等本土整機廠崛起，但長期恐使印度淪為高度依賴中國大陸與台灣供應商零組件的「最後一哩組裝國」。另一方面，PLI 預算僅 120 億盧比、相較於半導體計畫的 760 億美元規模差距懸殊，凸顯無人機在國家戰略排序中仍屬「次優先級產業」，必須仰�農業補貼、土地治理與性平政策等「發展型敘事」才能獲取預算。
更深層的結構性張力在於，「監管自由化」與「公共服務部署」的雙軌推進，正將印度農民、女性自助團體與地方官僚同時捲入一場前所未有的技術社會試驗。當無人機承載起土地確權（SVAMITVA）、農藥精準噴灑、甚至 1,713 億盧比不動產抵押貸款的「數位錨定物」角色時，其故障、資安漏洞或操作事故的後果將遠超商業場景。這正是為何受訪利害關係人反覆強調電線、不平地形等田間風險——在國家敘事中「賦能工具」的形象，與在地方現場中「高風險新技術」的現實，正構成政策能否規模化的核心矛盾。
印度無人機生態系的演進路徑，可對比中國大陸「大疆模式」（消費級硬體壟斷）與美國「Part 107 監管沙盒」（商業服務先行）兩條歷史路線，預判未來 3 至 5 年將沿以下三種情境分化：
01 起因觸發：2018 年《無人機法規 1.0》採防禦性航空管制，將無人機視為空域威脅
02 一階傳導：2021 年起政策急轉，行政表格銳減 80%、證照費降至原本 1/30，釋放創業紅利
03 二階擴散：PLI 補貼吸引本土整機廠崛起，卻同時強化對中、台零組件供應鏈依賴
04 三階擴散：Namo Drone Didi 將 1,094 架無人機轉化為女性創業載體，重塑農村勞動結構
05 宏觀終局：SVAMITVA 土地測量衍生 1,713 億盧比數位抵押貸款，催生國家級「地理空間金融基礎建設」，並向全球南方國家輸出「印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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