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國大黨資深領袖賈伊拉姆・拉梅什（Jairam Ramesh）於2026年9月30日公開指控中央政府，在總投資規模上看9200億盧比的「大尼科巴島開發案」（Great Nicobar Island Project）上採取「輾壓式強行推動」（bulldozing through）策略，完全漠視民間與司法程序。他點出，印度政府先前雖同意於2026年11月25日、26日在加爾各答高等法院進行最終實質審理，卻在開庭前夕突然出人意表地向最高法院聲請「全案停審」的移轉管轄裁定，預計將於10月5日由最高法院開議。
拉梅什指出，目前有5件由公益公民與公民團體提起的訴訟正在審理中，其中一件直接涉及《2006年森林權利法》（Forest Rights Act, 2006）的嚴重違規指控，恐侵害當地原住民族群（tribal communities）的傳統權益。他批評該案的環評報告是「預先喬好的」（pre-fixed），「價值令人高度存疑」（dubious value）。
該開發案為印度政府定位為戰略級的旗艦建設，內容包括一座年吞吐量達1420萬TEU的國際貨櫃轉運港、一座尖峰時段可容納4000名旅客的綠地國際機場、一座450 MVA的瓦斯與太陽能複合電廠，以及一座規劃中的城鎮開發區。
這場爭議的本質，並非單純的環保vs.開發二分法，而是一場在印度「主權發展優先」與「程序正義、生態基線、原住民憲政保障」之間的深層制度博弈。其衝突軸線可從三個層面剖析：
一、程序正義與行政強勢的對撞
印度政府在已有多件訴訟繫屬高等法院、且《森林權利法》涉及部落集體同意權（Free, Prior and Informed Consent, FPIC）的情況下，依舊「無差別推進」建設工程。這引發外界對「先動工、後司法」的行政傲慢疑慮。拉梅什特別強調，加爾各答高等法院已認定一位曾任職於中央環境森林部與部落事務署的資深退休官員具備「充分當事人適格性」，駁回了政府對其提告資格的質疑。政府如今將同一爭點再向最高法院上訴，戰略意圖明顯：透過最高法院取得「全面凍結下級審理」的禁制令，藉程序戰技術性癱瘓實質挑戰。
二、生態紅線與地緣戰略的拉鋸
大尼科巴島位居印度洋麻六甲海峽西側入口，是全球東西向國際海運命脈的咽喉。印度政府將該開發案定位為「戰略與經濟雙重價值」的核心節點，目的是降低對新加坡、斯里蘭卡可倫坡等外國轉運港的依賴，並在中國「一帶一路」海洋戰略包圍下鞏固印度洋主控權。然而，這座島嶼同時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高度關注的生物多樣性熱區（biodiversity hotspot），森林覆蓋率極高，數個極度瀕危物種與數千名原住民的棲息地皆位於此。92億美元的單一基礎建設計畫，押注的是「戰略紅利」能否凌駕「生態系統服務的不可逆損失」。
三、憲政保障與多數暴力的拉扯
拉梅什的批判實質上反映了印度憲政秩序內部一條長期緊繃的張力線：經濟成長主義是否正系統性地掏空《森林權利法》等弱勢保障法制的執行實效。印度學界與公民團體過去多次警告，重大建設案中「部落同意程序」常淪為形式，這次的5件公民訴訟正是對此系統性缺陷的反擊。從政治光譜來看，這場衝突也帶有濃厚的「中央執政黨 vs. 反對陣營」對戰色彩——拉梅什對政府動輒冠以「莫迪政府」措辭，已使此案高度政治化，未來最高法院的裁定將不可避免地被解讀為對「行政權邊界」的實質定性。
回顧印度過去十年的重大爭議建設案——從Narmada大壩、Sterlite煉銅廠到Posco鋼鐵案——可清楚看見一個結構性規律：最高法院極少直接否決戰略級旗艦計畫，但常以「附條件放行」（conditional clearance）的方式，要求政府補正程序瑕疵與生態補償。大尼科巴案預計將落入類似的憲政審議軌道，未來12至18個月最可能出現以下三種情境：
綜合判斷：無論何種走向，「生態紅線vs.戰略發展」這一轉型典範衝突將從此案開始，成為印度未來十年所有大型離岸開發案的標準化試金石。
面對此案的高度不確定性與多重風險溢價，相關利害關係人應採取以下分層行動：
01 起因觸發：印度政府強推大尼科巴開發案，5件公益訴訟遭冷處理
02 一階傳導：加爾各答高等法院排定11月最終審理，司法壓力升溫
03 二階擴散：政府突襲向最高法院聲請全案停審，程序正義遭質疑
04 宏觀終局：印度戰略港口自主化進程與《森林權利法》保障法制的憲政拉鋸白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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