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鐵路工會（Vakbondswerknemers bij de Nederlandse Spoorwegen, VVMC）近日向社會與資方發出嚴正警告，指出在通勤列車、深夜班次與偏遠路線上，針對鐵路從業人員的肢體攻擊、言語恐嚇與種族仇恨事件正急劇攀升。工會高層明確表示，現有安全機制已完全失靈，若資方與政府在兩週內未提出具體的硬體升級、警力進駐與法律加重懲處方案，將不排除發動全國性罷工或怠工行動。
這項訴求的背景，是荷蘭近年來社會治安結構性惡化——毒品走私轉運站移至車站、特定族裔幫派滲透售票系統，以及疫情後夜間列車削減班次造成的「監控真空」。根據工會內部統計，過去十二個月內，鐵路員工遭遇的暴力事件年增率逼近四成，其中近半數施暴者處於醉酒或藥物影響狀態。
事件之所以引發高度關注，在於荷蘭向來以「低犯罪率、高社會信任」著稱，此次鐵路系統的安全崩塌，被視為該國社會治理典範正面臨轉折的訊號。工會的罕見強硬表態，亦反映基層勞工在長年溫和協商文化中，已對制度性回應失去耐心。
此事件本質上並非傳統的政商利益博弈或地緣戰略對抗，而是一場由公共安全結構性惡化所引爆的社會治理危機，其深層成因可從以下三個歷史脈絡加以理解。
首先，從「荷蘭社會安全模式」的演進來看，該國長期奉行「包容性警政」與「軟性執法」路線，強調社會工作者介入優先於刑事制裁。然而，自 2010 年代中期起，荷蘭面臨有組織犯罪（Organised Crime）的世代交替——摩洛哥與安地卡幫派在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南區與烏特勒支形成穩定網路，車站作為人流與物流的節點，自然成為暴力與威脅的前線。
其次，基礎設施投資的長期結構性不足是另一關鍵背景。荷蘭鐵路（NS）雖在準點率與永續營運上為歐洲模範，但車站照明、CCTV 密度、夜間人力配置等「安全基礎建設」卻長年被視為成本中心而非投資標的。2020 年疫情期間的班次縮減，雖為短期應急措施，卻意外暴露了「低頻率班次＝低目擊者＝高犯罪機會」的結構性漏洞。
最後，從工會運動史觀察，荷蘭工會長期以「對話優先」著稱，此次罕見祭出罷工威脅，反映的不僅是安全訴求，更是一種對荷蘭「共識社會（Poldermodel）」運作機制失靈的無聲抗議。工會與資方、政府三方協商桌的權力平衡，正因基層聲音被長期制度性忽略而傾斜。
回顧歐洲近十年重大公共交通安全危機——2016 年德鐵員工因性騷擾與暴力發動罷工、2018 年法國 SNCF 因職場暴力修法加重刑責——荷蘭此次事件的演變路徑極可能落入以下三種情境之一：
面對荷蘭鐵路安全危機的可能外溢效應，相關決策者應採取以下行動：
01 起因觸發：鐵路從業人員遭暴力攻擊事件激增，工會訴求遭漠視
02 一階傳導：荷蘭鐵路公司（NS）資方與政府承受輿論與罷工雙重壓力
03 二階擴散：史基浦機場聯外運輸、物流業、零售業面臨營運不確定性
04 宏觀終局：荷蘭「共識社會」治理模式面臨重塑，歐洲公共安全政策同步檢討
因果網路圖譜 1 節點
可拖曳節點 · 點兩下開啟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