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慕達取得歐盟「Solvency II」全面等效地位屆滿十週年之際，百慕達保險人與再保險人協會（ABIR）委託歐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與歐洲資本市場研究所（ECMI）發布專題報告《Ten Years of Solvency II Equivalence》，呼籲歐盟將「等效地位」視為一項持續性的動態關係，而非僅是歷史性成就。百慕達與瑞士是全球僅有的兩個在再保險、集團清償能力與集團監理三大面向均取得歐盟全面等效的非歐盟司法管轄區。
報告揭露的數據規模極為龐大：截至2024年底，百慕達392家商業再保險人持有總資產約1.85兆歐元（約2兆美元），資本與盈餘達3,230億歐元，全年總保費收入為3,040億歐元。 2016至2025年間，百慕達商業再保險人承擔了與歐盟實體相關的約800億歐元毛額理賠，其中600億歐元來自產險與意外險業務，200億歐元來自長壽險業務。在歐洲經紀人安排的天災再保險市場中，百慕達再保險人更佔據約20%的市佔率。
百慕達金融監督管理局（BMA）的壓力測試顯示，2024年百慕達商業再保險人承擔了2,120億歐元的巨災損失曝險，但在嚴峻情境下市場仍具備充足的資本來履行義務與資本要求。這份報告之所以選在此時發布，背後涉及ABIR在2026年3月已向歐盟提出的「證券化規則修正訴求」——現行歐盟信用風險移轉與證券化規則可能限制總部位於百慕達的歐盟核可保險人向銀行提供信用保障，形成「等效地位已獲認可，但衍生法規卻反向設限」的監理悖論。百慕達總理兼財政部長David Burt本月親赴比利時出席ABIR第19屆年度國際保險監理對話，凸顯此事在政治與產業戰略層級的高度敏感性。
本事件本質上是一場「跨境監理主權」與「再保險產業霸權」之間的結構性角力，其衝突核心並非傳統地緣政治對抗，而是歐盟如何在「維持單一市場監理完整性」與「依賴外部再保險能量」之間取得戰略平衡的內部矛盾。
表面上看，Solvency II等效機制是歐盟「以結果為導向」（outcomes-based）的開放性展現——允許歐盟監理機關在確認境外司法管轄區能達到「充分可比較之監理結果」時，依賴對方的監理與監督架構，從而避免法規重複疊床架屋。然而，報告的真正犀利之處在於點出一個深層的監理裂縫：當歐盟的衍生性法規（如信用風險移轉與證券化規則）未能與等效地位保持一致時，形式上的「等效」便可能在實質運作中遭到掏空。 這對ABIR會員而言是切身之痛——總部設於百慕達的歐盟核保險人，本應因等效地位而享有與歐盟本土保險人相近的監理待遇，卻可能在證券化業務上遭遇隱形壁壘。
從戰略利益角度剖析，百慕達作為全球再保險中心的地位是其前英屬殖民地經濟模式的命脈。當前全球面臨氣候變遷加劇、巨災頻率與嚴重度同步攀升的結構性挑戰，歐盟內部正積極研議如何縮小「保障缺口」（protection gap），即自然災害經濟損失與保險覆蓋之間的落差。百慕達的2,120億歐元巨災承保能量，是歐盟實現「風險地理分散」不可或缺的一塊拼圖——這賦予了百慕達在談判桌上極強的議價槓桿。
但這場角力也存在張力：歐洲本土再保險產業（如慕尼黑再保、瑞士再保）並非等效地位的純粹受益者，他們一方面需要百慕達的承保能量來分出風險，另一方面又在爭奪跨境業務時面臨來自百慕達的競爭壓力。因此，等效地位的本質並非「百慕達 vs. 歐盟」的零和對抗，而是一場涉及歐盟內部產業利益再分配、監理技術統一性與全球氣候風險治理的多層次博弈。 報告作者Apostolos Thomadakis所言「高標準不需在各國長得一模一樣」，正是這場博弈中最具代表性的戰略修辭。
回顧Solvency II自2016年實施以來的歷史軌跡，歐盟監理框架的演進始終在「金融穩定」與「市場開放」之間擺盪——如同1990年代末巴塞爾協議對非OECD銀行的等效認定，以及2010年代美國NAIC對歐洲再保險人的認定程序，每一輪跨境監理協調最終都走向更細緻的分級管理。本事件的未來走向，極可能循此路徑演進：
面對這場正在重塑全球再保險監理格局的戰略博弈，各利害關係人應採取以下行動：
01 起因觸發：百慕達取得Solvency II全面等效地位屆滿十週年，ABIR委託CEPS發布回顧與前瞻報告
02 一階傳導：歐盟證券化規則與信用風險移轉法規被點名存在「等效脫節」，ABIR於2026年3月已正式提出修正訴求
03 二階擴散：百慕達總理David Burt親赴布魯塞爾出席監理對話，將議題提升至政治與外交層級
04 三階擴散：歐洲產險公司被迫重新評估對百慕達分出管道的依賴度，加速尋求替代承保能量來源
05 宏觀終局：全球再保險產業監理格局走向多極化，百慕達、瑞士、新加坡等司法管轄區爭奪歐盟「下一輪等效認定」的主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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