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聯邦康乃狄克州地方法院法官卡莉·A·杜利（Kari A. Dooley）於週三正式發出禁制令，阻擋康州執行該州於2026年5月由民主黨籍州長尼德·拉蒙特（Ned Lamont）所簽署生效的「格洛克手槍禁令」。此一立法源於立法者將市售半自動手槍——特別是具備可加裝非法轉換裝置（Glock Switch）、被定性為「可轉換為機槍之手槍」——納入管制對象。
杜利法官為川普總統任命，她在判決書中精準點出立法核心矛盾：「被告方完全無法合理解釋，為何2026年9月30日生產的同一款槍械無需安全管制，但僅僅24小時後生產的同型槍械，卻被認定危險到必須由州政府加以限制與管制。」
原告方為奧地利槍械製造商格洛克（Glock）及全美射擊運動基金會（NSSF）。杜利法官認定此法規在當前紀錄下「推定的違憲」，且被告未能舉證證明該法符合美國槍械管制歷史傳統。康州民主黨方面，包含州檢察總長威廉·童（William Tong）、州參議會領袖馬丁·魯尼（Martin Looney）與鮑伯·達夫（Bob Duff）均已公開譴責該裁決，並誓言持續上訴捍衛立法。
本案本質並非商業壟斷或地緣軍事衝突，而是美國內部一場結構性的「憲法詮釋權之爭」——第二修正案權利邊界、州級管制立法權、聯邦司法審查權三者間的深刻拉鋸。事件歷史脈絡可追溯至2008年《哥倫比亞特區控槍案》（D.C. v. Heller）確立個人持槍權、2022年《紐約州步槍與手槍協會訴布魯恩案》（NYSRPA v. Bruen）建立「歷史傳統測試」框架。《布魯恩案》要求各級法院審查槍械管制法時，必須以美國槍械管制歷史傳統作為衡量基準，這套標準已成為各州立法者與槍械倡議團體攻防的核心戰場。
從立法演進的結構性成因觀察，美國槍械管制已形成「目標轉移」的長期規律：
這條歷史軸線揭示，每當一類槍械被有效禁止後，管制倡議者的目標便轉向下一類槍械。康州此次以「Glock Switch非法轉接器」為由對熱銷半自動手槍啟動禁令，正是此結構性推進的當代表現。
值得關注的是，第二巡迴上訴法院曾在另一突擊武器禁令案中以「格洛克17」作為「合理替代品」來論證禁令合憲，如今康州地方法院直接引用此矛盾，顯示下級法院對州級槍械管制法的審查日趨嚴格，未來州級立法者引用替代槍械品項時將面臨更高訴訟風險。
康州格洛克禁令遭封殺並非單一事件，而是美國槍械管制法在《布魯恩案》歷史傳統測試下逐步被重塑的縮影。回顧2010年代以來多起槍械管制法被聯邦法院駁回的案例，可預見未來三至五年將出現以下三種情境：
從更宏觀的歷史結構觀察，無論短期裁決結果為何，美國槍械管制法始終沿著「目標持續擴張、技術分類逐步精細、訴訟戰線日益延長」的三軸演進，這條軌跡在短期內難以逆轉。
01 起因觸發：康州民主黨政府以「Glock Switch非法轉接器」為由推動格洛克手槍禁令，2026年5月由州長簽署生效
02 一階傳導：格洛克槍廠與NSSF步槍協會聯合提起違憲訴訟，挑戰州級立法權
03 二階擴散：聯邦地方法院祭出《布魯恩案》歷史傳統測試，認定禁令推定違憲並發出禁制令
04 宏觀終局：康州誓言上訴，全美民主黨州面臨「格洛克替代品」立法策略的全面重估，槍械類股與零售通路進入新一波政策不確定性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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