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川普政府力推的 Medicare 藥價協商示範模型（Drug Pricing Model），在歷經數輪產業遊說與法規豁免協商後，適用對象恐將僅剩四家大型製藥企業。該政策原意在透過「最惠國價格」（MFN）機制，要求 Medicare 藥品計畫的 Part B 給付項目，不得高於其他先進經濟體的最低成交價，藉此壓低美國民眾長年承受的全球最高處方藥價格。
然而，由於政策設計涉及複雜的退場機制與對國際藥價基準的引用方式，導致部分擁有大量低價學名藥或海外營收占比極低的企業得以主張豁免。最終入網的四家公司，預料將以營收高度集中於美國市場、且產品線以高單價品牌學名藥為主的大型藥廠為主。
這項發展不僅凸顯出川普政府試圖以行政手段介入藥品定價市場的決心，也同時暴露了在製藥產業強大的政治遊說網路下，政策工具的實際約束力正遭到系統性削弱。對於數千萬依賴 Medicare 給付的年長病患而言，藥價下修的實質效益恐將遠低於政策白皮書所描繪的願景。
這場政策縮水事件，本質上是一場白宮行政權、製藥產業巨頭、與病患權益團體三方之間的典型利益角力戰。理解其結構性矛盾，必須回溯至 2018 年起美國嘗試將國際參考定價（International Reference Pricing）導入 Medicare 體系的政策脈絡。
當年川普政府援引《社會安全法》第 1115A 條的「創新中心」（CMMI）示範計畫權限，繞過國會立法，直接以行政命令推動 MFN 模型。表面上，這是為了將美國藥價「對齊」OECD 與歐盟主要國家的較低水準；但對製藥業而言，這無疑是打開了「價格管制」的潘朵拉之盒——一旦 Part B 注射劑給付遭鎖定為基準，Part D 口服藥與商業保險市場將接連面臨比價壓力，最終侵蝕美國市場的全球定價溢價。
從戰略佈局來看，三方陣營的考量如下：
最深層的矛盾，在於美國「自由市場定價」傳統與「全球最高藥價」現實之間的結構性衝突。製藥業主張若美國被迫比照外國低價，將削弱對新藥開發的投資誘因——這個論述在過去四十年確實有效，但隨著胰島素、EpiPen 等經典學名藥的「價格飆漲醜聞」一再曝光，社會輿論正快速轉向，使得行政部門雖有心推動、卻難以抵擋產業的政治動員能量。
回顧歷史，美國總統推動藥價改革屢屢受挫的軌跡，可從 1990 年代柯林頓的健保改革、歐巴馬的 ACA，到 2020 年川普第一任期的「國際藥價指數」行政命令看出端倪——行政手段的邊際效益正持續遞減，製藥業的政治防禦工事愈趨鞏固。
基於當前政策框架與產業反彈力道，未來 12 至 24 個月可能演變出以下三種情境：
最值得關注的領先指標，包括：四家入網藥廠的季度財報中對 Medicare 營收占比的揭露、CMS 發布的國際藥價比較報告頻率，以及 PhRMA 在 2025 年下半年的政治獻金流向。
面對這場高度政治化、且結果尚未底定的藥價政策博弈，各利害關係人應採取以下分層行動：
01 起因觸發：川普政府援引 CMMI 示範計畫權限推動 MFN 藥價模型
02 一階傳導：製藥產業透過 PhRMA 與國會盟友發動大規模豁免遊說
03 二階擴散：適用企業縮減至四家，PBM 與保險公司重新議價壓力升高
04 跨國外溢：歐盟與加拿大藥廠關注美國是否擴大引用其國內藥價
05 宏觀終局：美國醫療通膨壓力未解，2026 年期中選舉成為政策成敗最終驗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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