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川普政府近期被揭露動用聯邦預算，在主流電影片道密集播出至少四支極具政治宣傳風格的形象廣告，引發國會兩黨、媒體與倫理監督團體的高度質疑。根據廣告追蹤機構 AdImpact 的估算，光是前三支廣告的播出成本就已達 250 萬美元（約合新台幣七千五百萬元），而整體專案則編列了國土安全部 2,000 萬美元的預算支應，規模不容小覷。
廣告內容除主打「史上最大減稅」與川普單色調走過白宮走廊、宣稱對抗「深層政府」與「全球主義者」之外，最新一支更直接以美國與伊朗交戰為背景，剪輯國防部長赫格塞斯與總統的談話音訊，搭配未經機密等級處理的軍事行動畫面。白宮對外將這些廣告定調為「公益宣導（PSA）」，強調並非競選文宣，但全片結尾皆標註「由美國政府付費播出」字樣，引發「納稅錢是否淪為政治工具」的憲政論戰。
本案表面是行政部門的媒體採購決策，深層則是美國憲政體制下「行政中立原則」與「總統個人政治意志」的尖銳碰撞，涉及行政倫理、選舉公平與聯邦傳播法規等多重法律框架的灰色地帶。
首先，從行政倫理與法律面來看，美國 1948 年《史密斯-穆勒法案》（Smith-Mundt Act）及其後續修正案明確限制聯邦政府對國內民眾進行具說服性質的政治宣傳，而 1987 年國會更透過「編年史」條款禁止使用納稅人經費從事「指向性」（directed）的國內宣傳。民主黨參議員莫瑞與墨菲已正式致函國土安全部長穆林，痛批此舉是「駭人聽聞的貪瀆與納稅錢誤用」；眾院司法委員會民主黨首席議員拉斯金與懷特塞茲更同步去函政府問責署（GAO）與特別檢察官辦公室，請求啟動正式調查。
其次，從黨派政治角力來看，共和黨內部也並非鐵板一塊。聯邦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圖恩雖肯定廣告訊息內容，卻公開質疑應由黨部而非國庫埋單；聯邦傳播委員會（FCC）主席卡爾更以「不構成 FCC 審查標的」為由替行政部門解套，卻遭外界解讀為監管機關對行政權的過度傾斜。
再從歷史脈絡觀察，川普早在第一任期便曾因撥用聯邦經費支付私人律師費用而被國會認定違反《支出條款》（Emoluments Clauses）精神；此次若將戰爭畫面作為政治宣傳素材，更可能觸及《聯邦選舉競選法》對「協調宣傳」的禁止性規範。
最後從結構性誘因來看，期中選舉投票率向來偏低，川普公開呼籲支持者「假裝我也在選票上」，凸顯其將國家機器作為催票引擎的策略性盤算。整起事件已非單純的廣告採購爭議，而是行政權極限擴張、黨紀鬆動與民主選舉倫理三者交織的制度性危機。
回顧歷史，美國曾於 2003 年伊拉克戰爭爆發後，由布希政府推出過類似的愛國主義色彩廣告，但當時並未引發如此激烈的憲政爭議，主因在於該廣告並未與特定期中選舉時程緊密掛鉤。相較之下，川普政府此次將戰爭畫面、政治語彙與選戰動員高度疊合的操作手法，已明顯突破既往慣例，未來三至六個月的演變路徑可能出現以下三種情境：
針對此次行政傳播工具化爭議，不同利害關係人應採取差異化行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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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ED 地緣衝突與安全熱區監測
CRITICAL (極高衝突)監測熱區：中東與紅海走廊 (Middle East & Red Sea Corridor)（葉門 · 以色列 · 黎巴嫩 · 荷姆茲海峽）
📡 區域安全態勢評估： 紅海曼德海峽商船遇襲風險持續高企，多國海軍聯合護航行動持續進行，牽動蘇伊士運河全球航運保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