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美尼亞反腐敗法院法官薩爾基斯・彼得羅相於 10 月 2 日的庭審中，駁回了該國第三任總統塞爾日・薩爾基相（Sargsyan）辯護律師團所提出的撤銷刑事訴訟的動議。然而，在程序推進的同時，法院同步解除了自 8 月 26 日起對薩爾基相實施的「禁止出境」預防性強制措施，這項決定象徵著司法系統在「是否繼續羈押前總統」的議題上出現重大政策讓步。
辯護方援引憲法第 68 條，主張當事人因同一行為再次被起訴，必須有「嶄新事實」或「重大程序瑕疵」才能重啟調查。然而檢方在起訴書中澄清，國防部先前之所以未參與並提出上訴，僅是因為未被告知審判進度，並非對案件本身擁有實質管轄權。法官最終認定，檢方所指出的國防部「合法利益受損」並不構成憲法意義上的新事實，但這項法律技術性的認定並未阻止國防部作為隱性當事人介入後續調查的可能性。
這場圍繞前總統薩爾基相的司法攻防，表面上是憲法第 68 條「一事不再理」原則的法律詮釋之爭，實質上卻是 2018 年亞美尼亞「天鵝絨革命」以來，新舊政治勢力之間清算與反抗算的深層博弈。理解這場衝突的歷史脈絡，必須將時間軸拉回 2008 年，當時擔任總統的薩爾基相下令軍隊鎮壓反對派示威者，造成 10 人死亡，這起事件被視為亞美尼亞獨立後最嚴重的政治鎮壓，也是其聲望跌落谷底的歷史轉折。
2018 年，帕希尼揚（Nikol Pashinyan）領導的街頭運動成功迫使薩爾基相政權垮台，開啟了南高加索地區罕見的「激進民主改革典範轉移」。然而，舊有軍工複合體與國防部官僚體系仍由前朝人馬掌控，當帕希尼揚政府試圖以「司法清算」徹底瓦解舊勢力網路時，阻力不僅來自政治階層，更來自行政官僚內部的程序性杯葛。本案中，國防部作為「非當事人」卻被賦予「合法利益」的詭辯，正是這種結構性矛盾的縮影：它既是程序綁架的工具，也是「良善治理」改革能否觸及深水區的試金石。
更深層的張力在於，亞美尼亞正處於「向西方靠攏」與「俄羅斯傳統勢力範圍」之間的戰略夾縫。薩爾基相時代是莫斯科在葉里溫的最堅定盟友，若其罪名成立，象徵著俄羅斯在高加索的代理人網路被進一步瓦解；若案件因程序瑕疵被撤銷，則代表親西方改革派試圖「全盤否定舊時代」的工程遭遇重挫。
經常告訴我們，後革命時代的「轉型正義」往往會因法律程序的繁瑣而陷入長期僵局。相較於烏克蘭在 2014 年後對前總統亞努科維奇啟動的司法追訴（最終流亡海外），以及喬治亞對前總統薩卡什維利的調查模式，亞美尼亞的案例將會走出自己的獨特軌跡。
01 起因觸發：薩爾基相辯護律師援引憲法第68條，主張對同一行為不得重複起訴，要求撤銷案件
02 一階傳導：反腐敗法院駁回撤案動議，卻同步解除出境的預防性措施，前總統恢復行動自由
03 二階擴散：亞美尼亞國防部罕見以「程序當事人」角色介入，暴露舊軍工體系與改革派的深層矛盾
04 宏觀終局：案件走向將決定帕希尼揚政府能否完成「天鵝絨革命」未竟的民主化工程，並影響俄羅斯在高加索殘存勢力範圍的最終瓦解或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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