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債券市場正經歷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以來最劇烈的一場重估。自二〇二六年二月美國對伊朗開戰以來，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飆升約一三五個基點至五‧二三％，三十年期殖利率自三月低點上漲約一一〇個基點至五‧六一四％，雙雙創下逾二十年新高紀錄。
這場殖利率風暴並非單一因素驅動，而是由四大相互強化的技術面訊號共同推動：第一，利率選擇權市場的「買權偏離」（payer skew）急速擴大，避險成本升至二〇二三年矽谷銀行倒閉以來最高；第二，AI超大規模運算企業的創紀錄公司債發行，正透過避險機制將拋售壓力外溢至公債市場；第三，房貸抵押證券（MBS）持有者的凸性避險需求，持續放大國庫券期貨的賣壓；第四，十年期與三十年期殖利率曲線重新陡峭化至三七個基點，反映市場對美國長期財政紀律的疑慮。
Goldman Sachs預估，AI超大規模業者明年恐將發行創紀錄的四千二百億美元債務，勢必進一步加劇避險性賣壓，使「技術性拋售觸發新一波技術性拋售」的惡性循環風險升高。
這並非一場單純的殖利率波動，而是美國財政體系、地緣衝突與AI資本浪潮三大結構性力量交織下的深層信用重估。
從歷史脈絡觀察，自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央行透過量化寬鬆將長端殖利率壓制在歷史低位，造就了所謂「殖利率壓縮」的特殊時代。如今這套敘事正面臨拆解：二〇二六年對伊朗的戰事引爆通膨再加速疑慮，迫使市場重新定價聯準會終端利率路徑；更根本的是，AI超大規模運算企業為支應天文數字的資本支出，正以史無前例的規模湧入公司債市場，導致所謂「殖利率蔓延效應」（yield spillover）。當這些企業發行長天期投資級債券時，機構買家必須賣出公債期貨或現貨來規避存續期間風險，於是公債市場淪為企業AI擴張的「附屬犧牲品」。
更深層的矛盾在於期限溢價的快速攀升。十年期與三十年期利差擴大至三七個基點，反映投資人對美國長債供給紀律的嚴重質疑。F/m Investments共同創辦人Alex Morris直言：「市場正在告訴財政部——我不確定你們是否還能掌控局面。」這句話點出了問題的本質：在戰時赤字、AI補貼、社會安全支出三重壓力下，外國央行與機構買家對「美國債務可持續性」的信任正在鬆動。
這場危機沒有簡單的贏家與輸家，因為所有市場參與者都被綁在同一張越繃越緊的弓弦上。但若一定要找出受益者與受損方：
回顧歷史，一九九四年債災、 二〇〇三年葛林斯潘謎題、二〇一三年縮減恐慌（Taper Tantrum）均顯示，當期限溢價快速攀升時，央行往往被迫介入安撫市場。然而本次情境的特殊性在於，殖利率攀升並非純粹聯準會政策預期錯位所致，而是財政、AI資本支出與地緣衝突三股力量的合成產物，意味著政策應對將更為棘手。
面對這場二〇〇八年以來最嚴峻的債券市場重估，投資人與企業決策者必須採取主動且分層的應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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