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屆國際掃雷行動會議於亞塞拜然召開，聯合國駐亞塞拜然協調員納薩爾·哈亞特（Nasar Hayat）於開幕致詞中指出，亞塞拜然已將掃雷行動列為國家社會經濟優先議題，並取得階段性重大進展。
根據《地雷監測報告2025》（Landmine Monitor 2025）數據，亞塞拜然2024年單年度投入國家掃雷預算達1.46億美元，創下全球單一國家掃雷財政貢獻的最高紀錄；自2020年11月以來，政府累計投入更達5.66億美元。在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主導下，全國估計污染區域中已有25.6%完成勘查與清理，並釋出為安全可用地。
此次會議亦確認聯合國與亞塞拜然將在《2026-2030年永續發展合作框架》下持續支援亞塞拜然國家掃雷行動署（ANAMA）。哈亞特強調，地雷污染雖屬國家層級問題，但掃雷行動是全球共同責任，各國累積的經驗、技術與教訓可跨國共享，形成全球人道治理網路。
這場看似單純的人道掃雷會議，背後實則交織著高加索地緣政治重組、後衝突經濟紅利分配、以及全球掃雷科技產業鏈的戰略競合。
第一、地緣紅利爭奪戰：亞塞拜然砸重金的根本動機並非純粹人道主義，而是2020年第二次納卡戰爭奪回失土後的國土整合戰略。亞塞拜然總統阿利耶夫政權急需將數千平方公里富含農業、礦產與能源走廊的卡拉巴赫地區快速「淨化」並重新開放，以安置百萬流離失所人口、啟動「西部大走廊」（Zangezur Corridor）連通土耳其的戰略通道，同時削弱亞美尼亞在地緣上的議價空間。5.66億美元掃雷預算本質上是國防與經濟主權的雙重投資，資金規模甚至超越多數小型國家的年度國防預算。
第二、國際技術與資金的權力博弈：掃雷行動並非單純的人道援助，ANAMA的合作對象橫跨土耳其、美國、俄羅斯、歐盟與中國，各方競相輸出掃雷裝備、無人機偵察、AI影像辨識與機械除雷技術，藉此在亞塞拜然後衝突市場建立灘頭堡。UNDP雖為主導國際機構，但技術供應鏈的國籍歸屬決定了未來十年的產業標準話語權。
第三、全球掃雷資源分配的不對稱矛盾：當亞塞拜然單一國家投入1.46億美元年度預算時，全球仍有烏克蘭、敘利亞、葉門、緬甸、柬埔寨等國面臨更嚴峻的污染問題，卻因地緣冷落而資金匱乏。哈亞特口中「掃雷是全球責任」的呼籲，正是對國際資源分配嚴重失衡的政治修辭，暗示西方與伊斯蘭世界應將亞塞拜然模式擴展為跨區域治理典範。
第四、亞美尼亞因素的隱形變數：儘管會議未直接提及亞美尼亞，但亞塞拜然單方面推進國土清理，客觀上強化了對卡拉巴赫主權的既成事實，使未來可能的和平協議中亞美尼亞幾乎喪失談判籌碼，構成實質的領土單邊主義。
亞塞拜然掃雷行動的後續演變，將深刻牽動高加索地緣格局與全球人道治理標準。參考1990年代波士尼亞、2000年代柬埔寨、2020年代烏克蘭的歷史經驗，可推演以下三種未來情境：
面對亞塞拜然掃雷行動的地緣經濟外溢效應，各方行動者應採差異化策略：
01 起因觸發：2020年第二次納卡戰爭結束，亞塞拜然取得失土後啟動史上最大規模國土掃雷工程
02 一階傳導：ANAMA啟動國際招標，土耳其、歐美、中國掃雷科技與系統整合商爭相競標
03 二階擴散：UNDP與亞塞拜然簽署2026-2030合作框架，將掃雷模式制度化為全球治理輸出範本
04 宏觀終局：高加索能源走廊（Zangezur Corridor）貫通，重塑歐亞陸橋地緣經濟版圖，掃雷科技成為後衝突時代的「黃金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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