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參議員羅仁・黎加爾達（Loren Legarda）於 2026 年 9 月 24 日正式提交參議院第 2497 號法案（SBN 2497），即《人權委員會憲章》（CHR Charter），試圖以獨立立法全面強化 CHR 的職能、權力與預算保障。這項法案的歷史意義深遠——CHR 自 1987 年憲法設立以來，雖具憲法機關地位，但因預算長期受制於行政與立法機關，四十年來屢遭「預算騷擾」而無法充分運作。
法案核心賦予 CHR「準司法權」（quasi-judicial authority），使其得直接裁定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之侵害，並裁定金錢賠償；同時擴張調查權，可主動發起調查、強制證人到庭、突擊偵查所有拘留設施。更引人矚目的是，CHR 將被授權向法院聲請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保護令（amparo）等重大司法救濟，並對妨礙者提報藐視法庭罪。
在被害人保護方面，CHR 將整合法律、心理、醫療、生計及證人保護計畫，並得發布強制保護令、為未成年人聲請監護。法案同時正式將 CHR 指定為「性別與兒童監察使」（Gender and Child Ombud），並強化與海外移工部（DMW）及外交部（DFA）的跨境協調機制，以保障分布全球的海外菲律賓勞工（OFWs）之人權。 為確保人事獨立，法案另設由首席大法官、立委、前 CHR 委員、公民社會與律師公會代表組成之遴選委員會，並要求委員具備十年以上法律實務經驗、性別平衡組成及兒童權專業代表。
本法案本質上並非傳統的商業地緣利益博弈，而是源於長達四十年的憲政僵局、制度獨立性赤字與人權治理失能，背後牽動菲律賓民主體質、政黨角力與國際人權信譽的深層矛盾。
首先，最核心的結構性矛盾在於「預算對獨立機關的實質控制權」。菲律賓憲法第八條保障 CHR 獨立性，但依現行《年度一般撥款法》（GAA）運作實務，CHR 預算須經由總統預算部門（DBM）動議與國會審議，過往屢屢出現預算遭削減或凍結的紀錄，幾乎成為行政權施壓的隱形工具。 法案明文規定「核定預算不得調減，並應自動、定期撥付」，正是針對此一病灶的反制。
其次，法案涉及立法權與行政權之間的權力再分配。CHR 一旦取得準司法權，可對行政官員發起調查並建議懲處，勢必引發行政官僚體系的反彈。賦予 CHR 主動發起調查、突擊拘留設施、引用藐視法庭罪等權力，形同削弱執法機關長期享有的單方調查主導權，這也是過去類似改革在參院屢遭阻擋的關鍵原因。
第三，從公民社會脈絡觀察，菲律賓歷經杜特蒂（Rodrigo Duterte）時代的「反毒戰爭」造成數千人法外死亡，以及 2022 年選舉週期中對人權侵犯的國際譴責，社會基層對強化國家人權機制的呼聲極高。黎加爾達此次提案，與小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政府亟需修復國際人權形象、爭取歐美投資與援助的戰略需求形成共振，因此法案跨越傳統政治光譜的機率較以往更高。
第四，海外移工議題的入法具有特殊戰略意涵。菲律賓全國約有 1,000 萬至 1,100 萬 OFWs 分布全球，每年匯回約 380 億美元佔 GDP 近 8-9%，但長期淪為剝削、家暴、人口販運的高風險族群。 將 CHR 定位為 OFWs 海外人權保護的法定機構，不僅填補 DMW 與 DFA 過去協調上的缺口，也讓菲國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HRC）普遍定期審查（UPR）中取得實質政策槓桿。
本法案的立法進程將與 2026 年中期選舉週期、2028 年總統大選布局深度連動。以下分三情境推演：
01 起因觸發：菲律賓 CHR 四十年來屢遭預算箝制，反毒戰爭後社會要求強化人權機制成為新共識
02 一階傳導：參議員黎加爾達於 2026 年 9 月正式提案，全面升級 CHR 職能與獨立性
03 二階擴散：法案若通過將觸及行政官僚體系反彈、國會兩院協商與總統簽署程序
04 宏觀終局：菲國人權治理進入「準司法化」新階段，並對東協區域人權制度形成示範或外溢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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