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Pete Hegseth）日前宣布，將於今年十二月在德州胡德堡（Fort Hood）原址，對二〇〇九年造成十三死的槍擊案兇手尼達爾・哈桑（Nidal Hasan）執行死刑，並破天荒地採取全球即時直播。對此，掌管全美軍中天主教靈性照護的樞機主教 Timothy Broglio 提出罕見強烈的譴責聲明，明確要求任何奉派擔任行刑射手的天主教士兵，必須依其良心與教義向軍方申請免除此項任務。
哈桑現年五十六歲，因二〇〇九年犯案時遭警方擊傷，目前需仰賴輪椅行動。赫格塞斯主張，選擇在哈桑當年犯案的星期、時刻與地點執行槍決並對外直播，能對潛在的「獨狼式恐怖攻擊者」產生最大的嚇阻力。然而，美國軍方自一九四五年後即未曾使用射擊行刑隊，距今整整八十年，而美國政府史上亦從未將死刑執行過程對外公開播送。
值得注意的是，Broglio 主教發表聲明前夕，甫於羅馬與教宗良十四世（Pope Leo）會面。教宗於週末已公開譴責死刑制度，雖未指名哈桑案，但時機高度敏感。此外，天主教改宗者的美國副總統范斯（JD Vance）亦表態，若直播最終成行，他將拒絕觀看。
此事件表面是宗教倫理對抗司法體制的衝突，實質卻是一場由政治極化、軍事文化與媒體倫理交織而成的深層制度危機。我們可從三個歷史與結構性脈絡深入理解此事件的形成背景。
第一，美國軍事死刑制度的歷史斷裂與重啟。美國軍方自一九六一年起實質暫停執行死刑，直到二〇〇八年小布希政府才批准恢復處決程序；然而，陸軍自一九六五年以來從未實際槍決過任何士兵。赫格塞斯此次決定，不僅重啟一個閒置八十年的執法工具，更破天荒地將其結合當代社群媒體的傳播邏輯，這是司法執行與數位時代「視覺霸權」首次發生的大規模碰撞。
第二，天主教會內部對死刑教義的世代轉向。從一九九五年聖若望保祿二世《生命的福音》通諭起，教廷已逐步將死刑定位為「本質上不人道」；現任教宗良十四世在近期更持續強化此立場。然而，美國軍隊中約有兩成三的成員為天主教徒，當國家命令與宗教良心出現不可調和的衝突時，軍法體系如何容納良心犯（conscientious objector）的傳統機制成為焦點。美國陸軍現行法規確實允許士兵申請宗教豁免，但軍方尚未公布射擊隊員的遴選標準。
第三，政治權力與公共道德邊界的拉扯。川普總統已批准以射擊隊執行哈桑死刑，但對於是否直播仍「猶豫中」。這項遲疑反映出白宮內部對於「國家是否淪為恐怖分子表演舞台」的戰略矛盾。Broglio 主教直言，公開處決一名坐輪椅的犯人，會讓美國「淪為與恐怖分子同舟共濟」，這個措辭之強烈，在美國軍方與教會的互動史中實屬罕見。
從結構面看，此事件並非單純的政策爭議，而是國家暴力正當性、軍人宗教自由與公眾知情權三者之間的制度性失衡。當執法行為被包裝為「娛樂性內容」並推向全球閱聽人時，其衍生爭議已超越個案，觸及美國憲政中對「殘酷與異常懲罰」（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的第八修正案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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