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比瑞亞爆發司法與立法部門的憲政正面衝突，首席大法官亞米·奎奎·蓋塞（Yamie Quiqui Gbeisay）於10月12日最高法院新會期開庭致詞中，公開呼籲立法機構廢除該國沿用已久的陪審團審判制度。蓋塞大法官指出，陪審團長期遭受賄賂、操縱與貪腐等指控，不僅嚴重損害司法公正、拖慢審判進度，更侵蝕人民對司法體系的信任，他甚至列舉多起已證實的陪審團遭操控案例作為佐證。
面對這項重大司法改革訴求，蒙塞拉多郡參議員亞伯拉罕·達流斯·狄龍（Abraham Darius Dillon）當日隨即於官方臉書發表聲明強力反擊。狄龍援引《1986年賴比瑞亞憲法》第20條(a)款，明確指出陪審審判權是受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廢除此制度絕非單純立法行動即可達成，必須經由全國公民投票（national referendum）修憲方能實現。他更嚴詞批判指出，司法機關若因無法有效懲處陪審團操縱行為，便動輒提議廢除該制度，無異是「暴露司法體系本身的軟弱，以及執法者缺乏落實法律制裁的勇氣」。
值得關注的是，這並非蓋塞大法官近期首次身陷爭議。今年稍早，他因將評論員朱斯丁·耶澤恩（綽號「先知Key」）因網路言論入獄六個月，以及在尼巴郡岡帕市土地糾紛案中將前市長阿莫斯·蘇阿以藐視法庭罪判刑三十天，飽受輿論抨擊，被質疑壓制言論自由及受部族勢力影響。
這場表面上的「司法改革辯論」，實質上是賴比瑞亞三權分立體系瀕臨崩解的警訊，背後牽動著深刻的歷史包袱、殖民法律遺產與當代政治權力角力。
賴比瑞亞的陪審團制度可追溯至1847年立國，深受美國法律傳統影響，是該國法制體系中最具代表性的「外部公民參與」設計之一。蓋塞大法官提出廢除的核心論據，在於陪審團極易受地方部族勢力與金錢賄賂操縱——尤其在賴比瑞亞鄉村地區，部族結構往往凌駕於法律程序之上，這使得陪審團的「事實認定」功能在實務上經常淪為地方派系的角力場。然而，狄龍參議員的反擊代表另一種深層憂慮：若司法機關以「執法困難」為由，便可逕行廢除憲法明文保障的權利，將開創極為危險的先例，等於讓行政與司法聯手架空修憲所需的公民共識基礎。
從政治權力結構觀察，這場衝突還折射出更複雜的角力脈絡：
蓋塞大法官的提案將因狄龍援憲反擊而陷入立法泥淖，短期內難以凝聚國會過半數支持。賴比瑞亞國會將成立司法改革委員會進行為期一至三年的聽證與研究，但因修憲須經全國公投的高門檻，最終僅可能以「強化陪審團管理規範」等行政修法作為妥協方案。此情境下，蓋塞大法官與狄龍參議員的對立將持續，但不會演變成憲政危機，賴比瑞亞法治現況維持脆弱平衡。
若蓋塞大法官或支持其立場的政治聯盟繞過立法機構，透過行政命令或最高法院判例實質架空陪審團制度，狄龍陣營可能聯合反對派在國會發動彈劾程序或預算杯葛，使賴比瑞亞陷入類似肯亞2010年憲政改革時的社會撕裂。國際社會與西非經濟共同體（ECOWAS）可能介入調處，但若處理不慎，可能激化部族衝突，重演1989年內戰的歷史夢魘。
此事件意外成為賴比瑞亞公民社會的覺醒催化劑。民間團體、大律師公會與學生組織可能藉此串聯，推動超越陪審團議題的全面司法改革運動，要求建立法官財產申報制度、判決書強制上網公開、以及設立獨立的司法貪腐調查機關。最終，陪審團制度或許得以保留，但整個司法體系的透明度與問責機制將獲得結構性提升，為西非後衝突國家的法治重建樹立新典範。
對關注賴比瑞亞或西非市場的投資人而言，應立即重新評估投資組合中的政治風險溢酬，並對當地合作夥伴進行合規盡職調查，特別關注其與司法體系的關聯性。短期內建議暫緩新增直接投資，待國會修憲辯論方向明朗化後再行評估。
公民科技與數位隱私產業在西非後衝突國家將迎來結構性成長機會，可關注當地加密通訊、VPN與數位身分保護解決方案的潛在市場。同時，國際開發金融機構（如世界銀行、非洲開發銀行）可能加大對該區域司法改革的能力建構援助，相關顧問服務商與法治科技新創將受惠。
國際組織與外交機構應主動介入，提供中立的憲政諮詢與調處平台，避免賴比瑞亞陷入憲政僵局，進而威脅西非區域穩定。同時應支持當地公民社會組織，培育獨立媒體與法治監督能量，從根本上強化該國民主韌性。
01 起因觸發：蓋塞大法官於最高法院新會期倡議廢除陪審團制度
02 一階傳導：狄龍參議員援引憲法第20條反擊，主張須經全國公投
03 二階擴散：賴比瑞亞國會陷入憲政辯論，三權分立張力升高
04 跨國外溢：西非經濟共同體（ECOWS）與國際開發組織關注介入
05 宏觀終局：西非後衝突國家法治重建路徑面臨典範轉移的歷史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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