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通訊部長安尼卡．威爾斯（Anika Wells）於2026年10月15日於國家新聞俱樂部（National Press Club）演說中，援引兩起令人震驚的兒少數位傷害案例為其推動中的《數位監督義務法》（Digital Duty of Care）辯護。其中一起為一名西澳14歲少女於Roblox平台遭成年人鎖定後，誘騙轉移至Discord，最終遭勒索自殘並直播自殺；另一起為一名13歲少年沉迷AI聊天機器人後遭引導自我傷害。eSafety專員估計約五分之一使用AI的澳洲兒少曾發生有害接觸，凸顯監管急迫性。該法案於同日送入眾議院，要求數位服務商負起主動辨識並緩解危害的「監督義務」，並整合既有17套產業自律規範。同時推出的「我的動態，我做主」（My Feed, My Way）機制，允許16歲以上使用者自行決定動態是否採用演算法個人化推薦。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在強大輿論壓力下已撤回賦予部長定義「新危害」的規則制定權，但仍保留eSafety專員創建「木馬帳號」（sock puppet）以滲透測試平台合規性的權力，引發嚴重政治爭議。
此事件的本質並非單純的兒少保護政策，而是一場圍繞「數位主權、平台責任與政府言論審查邊界」的深刻結構性角力。
第一、立法哲學的根本典範轉移。 澳洲政府試圖從過去「產業自律、業者自訂守則」的傳統模式，強制轉向「平台負有法律上注意義務」的新典範。這意味著Meta、Google等大型科技平台不能再以「我們只是提供管道的中立者」作為免責盾牌，而必須承擔類似出版商的注意義務。
第二、執法工具的擴張引發權力濫用疑慮。 法案授權專員創建「木馬帳號」並使用AI生成內容進行臥底測試，表面上是為了監督Big Tech，但批評者如美國調查記者麥可．謝倫伯格（Michael Shellenberger）指出，該法條文中允許無限用於「教育」與「宣傳」用途，恐將成為政府投放AI機器人帳號影響輿論、傳播特定立場的工具，這與一國之內成立「數位資訊部隊」已無本質差別。
第三、兒少保護 vs. 言論自由的權衡張力。 原草案賦予部長定義「新危害」的權力遭撤回，反映公民社會對政府擴權的強大制衡；但同時也凸顯立法者在「如何兼顧靈活應對新興危害」與「避免行政權獨大」之間的兩難。此外，「我的動態，我做主」機制試圖將演算法推薦的控制權還給消費者，這是對矽谷「注意力經濟」商業模式的根本挑戰。
第四、地緣與意識形態外溢效應不容小覷。 該模式若在澳洲成功落地，配合先前對民眾的社群媒體禁令，將形成一套完整的「民主國家數位威權治理工具箱」，極可能成為英國、法國、西班牙等已具備類似機制的國家進一步強化的參考範本，但也將激發美國本土「反審查」陣營的強烈政治反彈。
對照歐盟《數位服務法》（DSA）2024年正式執法後的產業洗牌效應，以及澳洲自身2025年底實施「未滿16歲社群媒體禁令」所累積的監理沙盒經驗，本法案的落地軌跡可推演如下：
01 起因觸發：澳洲兩起震驚社會的兒少遭數位平台誘害個案
02 一階傳導：Meta、Google等大型科技平台被迫承擔法律監督義務
03 二階擴散：英國、法國、西班牙等已具類似機制的國家加速立法進程
04 宏觀終局：全球數位治理分裂為「美式放任」、「歐式平衡」、「澳亞式威權」三極鼎立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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