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德里高等法院於2026年10月14日就選舉名冊爭議做出裁定：由法官Dinesh Mehta與Aditi Choudhary組成的合議庭，駁回了兩位請願人對於「特別密集修訂（SIR）」程序中選舉委員會（ECI）作業方式的質疑，並接受ECI常任律師Sanjay Vashishtha的主張，認爲因未提交普查表格而被刪除選舉資格的民眾，可透過「Form 6」申請重新列入選舉人名冊。
請願人Nilotpal Datta等人主張，其因搬遷而無法完成ECI規定的普查表格填寫，依現行法規應以「Form 8」辦理選舉資料更正與地址移轉，而非被迫以新選民身分重新登記。法院明確否決了「填寫Form 6即構成虛偽聲明」的疑慮，指出該建議係源自ECI常任律師依據選舉登記官（ERO）指示所提出，並無法律風險。
本次爭議核心在於ECI於2025年6月24日所頒布命令附件B的第4(c)段，該規定於2026年5月14日透過函令延伸適用於德里，請願人指控此一行政程序牴觸《1950年人民代表法》、《1960年選舉人登記規則》以及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最終法院在聽取雙方陳述後結案，允許當事人循Form 6管道尋求救濟。
本案的表面爭議雖屬選舉行政程序細節，實則折射出印度民主治理體系的深層結構張力，包括選舉管理權、行政效率與公民選舉權保障之間的拉鋸戰。
第一、行政權擴張與司法節制的邊界。 ECI透過2025年6月的行政命令創設了SIR程序，要求選民提交普查性質的列舉表格，否則即從名冊中除名。這項措施被批評為繞過國會立法，由行政機關單方面加重選民義務。請願人援引《1950年人民代表法》主張該命令超越ECI法定權限，凸顯印度選舉行政長期以來「命令治國」與「立法治國」之間的灰色地帶。
第二、「防弊」與「便民」的政策天平。 ECI此次推動SIR的核心目的，普遍被理解為清理幽靈選民、打擊跨區重複登記，以提升選舉名冊的準確性。然而，對因搬家而漏填表格的合法選民而言，強制走Form 6重新申請，等同於將既有公民權利降格為新申請程序，這正是請願人主張應適用Form 8（資料更正程序）的根本理由。Form 8與Form 6在法律性質上的差異——前者承認既有選舉地位，後者本質上是「從零開始」——成為本案最關鍵的技術與人權交鋒點。
第三、司法能動主義的相對退場。 值得注意的是，德里高院最終未宣告附件B第4(c)段違憲，僅以程序性指引收場，建議當事人循既有救濟管道（Form 6）自行處理。此一結果顯示，印度司法體系在涉及選舉行政核心議題時，傾向尊重ECI的專業判斷空間，避免深度介入而引發「司法干預選舉」的政治爭議。
從更宏觀的脈絡觀察，這起案件並非單獨事件，而是ECI近年推動選舉名冊全面清理政策下的諸多法律挑戰之一，其演變將持續牽動印度聯邦與地方層級的選舉治理走向。
本案雖以程序性裁定收尾，但其延伸影響將在印度未來選舉週期中持續發酵。以下為三種可能情境推演：
從更長的歷史鏡頭觀察，印度選舉制度的演進始終在「行政效率」與「公民權利保障」之間擺盪，本案正是這一恆久張力的當代縮影。
本案的戰略啟示不限於法律層面，更涉及治理設計與公民參與的底層邏輯：
01 起因觸發：ECI於2025年6月頒布SIR命令，創設普查表格機制
02 一階傳導：搬家選民因未填表被除名，引發Form 6/Form 8程序爭議
03 二階擴散：德里高院裁定可能成為其他邦類似案件的參考座標
04 宏觀終局：印度選舉治理在行政效率與公民權保障間的持續制度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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