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涵蓋加州、華盛頓州等西部九州，被視為全美最自由派且案件量最龐大的聯邦上訴法院）爆發罕見的內部司法路線之爭。法官 VanDyke 在「Whitfield v. Mullin」案中對院方拒絕進行全院聯席覆審（en banc rehearing）提出強烈異議，並獲得法官 Bumatay 與 Tung 連署支持。核心爭點在於：當下級法院自身的判例與最高法院後續裁決不一致時，第三審「三人審判小組」究竟該遵循哪一方？依據該巡迴法院 2003 年「Miller v. Gammie」案所立下的「明確不可調和（clearly irreconcilable）」嚴格標準，三人小組必須優先維護本院舊判例，唯有當最高法院的新指令與舊判例達到「明顯無法調和」的程度時，才得以推翻本院先例。這項規則已運作逾二十年，被批評為系統性地將最高法院的法律指導「降格處理」。
此事件本質並非傳統的政商利益博弈，而是美國司法體系內部的制度性結構衝突，值得深入剖析其歷史演進與權力張力。
一、制度路徑依賴的形成。第九巡迴法院之所以坐擁全美最龐大的案件量，源自 1980 年代國會將其管轄區拆分前的歷史遺產。Miller 規則的初衷是維護下級法院的「判例穩定性」，避免三人小組隨意推翻經全院聯席確認的先例。然而，該規則在最高法院的巡迴審查逐步減少的時代下，形成了「路徑依賴」效應：當最高法院僅在極少數案件中明確翻案，其法律指導的「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便被壓縮到該案的極小爭點內，三人小組得以透過「區別技術（distinguishing）」迴避適用。
二、意識形態與司法怠惰的合流。已故法官 Reinhardt 曾戲稱第九巡迴法院的座右銘是「最高法院無法一網打盡（can't catch 'em all）」。此一文化現象與 Miller 規則結合後，產生結構性的逆選択偏差：那些在意識形態上偏離最高法院新方向的案件，正是院內多數法官最不會主動提起全院聯席覆審來自我修正的類型。這使得錯誤判例不是因「明確理由」被保留，而是因「沒人願意處理」而被預設存續。
三、實質法治成本的累積。VanDyke 警告，若不修正 Miller 規則，最高法院被迫以「逐案修剪毒藤」的方式，花費數十年時間一一處理第九巡迴法院堆積的錯誤判例。這不僅癱瘓最高法院的有限審理資源，更造成相同法律問題在全國不同巡迴法院出現截然不同的判決結果，侵蝕聯邦法律的一致性與可預測性。
四、本案與「嚴重問題」準則的雙重意義。「Whitfield v. Mullin」案表面上是關於聲請初步禁制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的「嚴重問題（serious questions）」審查標準，但 VanDyke 試圖藉此契機，將 Miller 規則本身一併送交最高法院定奪，形成「一石二鳥」式的策略性上訴。
01 起因觸發：Whitfield v. Mullin 案中三人小組援引 Miller v. Gammie 判例駁回初步禁制令聲請，VanDyke 發起異議
02 一階傳導：第九巡迴法院拒絕全院聯席覆審，Bumatay 與 Tung 法官罕見連署公開呼籲
03 二階擴散：法律學界與聯邦司法協會關注此制度性僵局，言論擴散至主流法學期刊與律師公會
04 三階擴散：科技業法務長、訴訟律師事務所開始重新評估西部九州的判例依賴度與訴訟策略
05 宏觀終局：若最高法院受理並翻案，將重塑全美聯邦巡迴法院與最高法院的垂直權力關係，重新定義「判例拘束力」的憲法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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