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民謠經典《I Am Australian》共同創作者杜比・牛頓（Dobe Newton）公開指控，2026年10月10日至11日於布里斯本舉行的「澳洲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CPAC）未經授權便在開幕儀式中使用該歌曲，引發澳洲文化界高度爭議。該歌曲由牛頓與「The Seekers」成員布魯斯・伍德利（Bruce Woodley）於1987年共同創作，1995年由茱蒂・杜倫（Judith Durham）、羅素・希區考克（Russell Hitchcock）以及已故原住民歌手曼達維・尤努平古（Mandawuy Yunupingu）錄製的版本，更被列入澳洲國家影音資料庫「澳洲之聲」（Sounds of Australia）國家文化遺產名錄。
牛頓明確表示，他從未被CPAC任何工作人員接觸洽詢授權事宜，僅在媒體主動詢問後才驚覺歌曲遭挪用，且對此「深感驚訝與不悅」。伍德利亦向其他媒體證實，從未被徵詢或授予使用同意。CPAC方面在澳洲廣播公司（ABC）聯繫求證時，截至目前尚未作出任何正式回應。值得注意的是，CPAC會議期間發表演說的反對黨領袖安格斯・泰勒（Angus Taylor）曾提出削減澳洲移民的爭議政策主張，而這正是牛頓認為歌曲被誤用於特定政治立場宣傳的核心不滿所在。
此事件本質上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政商利益角力，而是一場文化資產政治化與著作權倫理價值觀的深層碰撞。理解此衝突，必須回溯至澳洲1980年代以來「多元文化國家認同」的建構脈絡。1987年，正值澳洲聯邦建州200週年前夕，該歌曲的創作初衷是為了歌頌澳洲作為一個由多元移民、原住民與多元文化共同形塑的移民大熔爐，這也使其成為澳洲最具代表性的非官方國歌之一。
值得關注的是，這並非該歌曲首次面臨政治場域的授權請求。牛頓透露，在2023年「原住民之聲」（The Voice）公投期間，兩派陣營皆曾接觸他和伍德利尋求授權，但最終均遭婉拒。此脈絡顯示，CPAC此次「未事先詢問即逕行使用」的行為，已構成對藝術家行使權利的公然漠視，並非無心之失。
對照歷史先例，本事件的演進路徑與1980年代以降澳洲社會屢次爆發的「文化戰爭」（Culture Wars）高度相似，例如2000年雪梨奧運原住民議題爭議、2023年「原住民之聲」公投期間的文化符號攻防，皆顯示澳洲國家認同議題極易因政治動員而引發文化創作端的強烈反彈。基於此脈絡，可預擬以下三種未來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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