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人權運動者巴法納・庫馬洛（Bafana Khumalo）投書《Sowetan》，直指南非當前排外衝突的根源並非邊境失守，而在於聯邦大廈（Union Buildings）歷任政府的治理失能。南非內政部（Home Affairs）系統長期處於人為製造的癱瘓狀態：馬拉巴斯塔（Marabastad）的屠圖難民接待辦公室清晨三點即大排長龍，系統頻頻斷線，申請者僅能取得效期三個月的紙本第22條庇護許可，不獲雇主、銀行與警方承認。
南非與辛巴威、莫三比克、波札那、納米比亞、賴索托、史瓦帝尼共享長達3,000公里的邊境，圍籬破損嚴重至足以讓計程車穿越。邊境管理局（BMA）全境僅配置2,600名員工，缺額率高達75%，年度邊境科技預算甚至低於政要的VIP隨扈開支。2008年有62名外籍人士於排外暴動中罹難，2015年再添7死，2019年與2021年「杜杜拉行動」（Operation Dudula）更讓劫掠事件反覆上演。
庫馬洛並引用世界銀行與開普敦大學（UCT）研究指出，移民實質上是GDP淨創造者與VAT納稅人，卻無資格領取350蘭特（約20美元）的社會救助金（SRD）。南非礦業、林波波省與De Doorns農場、東開普鄉村醫院、開普敦與桑頓餐飲業，皆長期依賴莫三比克、賴索托、馬拉威、辛巴威、衣索比亞與索馬利亞移工支撐。
此事件本質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國與國軍事或貿易角力，而是國家內部治理失能與人口遷徙現實之間的深層結構性矛盾。若勉強論及利益角力，核心在於南非政治階級如何將「治理失敗」轉化為「外部敵人」，藉以鞏固選票基本盤。
第一層矛盾：制度性人為製造非法化（Manufactured Illegality）。當內政部拒絕數位化、拒絕清空2012年累積至今的30萬件庇護積案、拒絕發放雇主可即時驗證的五年期許可時，合法居民便被迫墮入非法狀態。這形同國家為資本創造一個可剝削的廉價勞動蓄水池，同時又為政客預備一個可在選舉週期反覆動員的「替罪羊」。
第二層矛盾：政客與國家能力之間的斷裂。政治學者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著名的「保護人—受保護人關係」（protection racket）命題在此完美應驗：政客不解決問題，因為問題的存在本身就是政治資本。沒有任何市長曾因診所缺藥而丟官，卻有外籍商人因同樣的系統失靈而喪命。這是典型的「找替罪羊」（scapegoating）機制——當國家無法提供住房、工作與醫療時，它默許社群將怒火從國家身上轉嫁至外來者身上。
第三層矛盾：區域整合承諾與主權傲慢的落差。南非為非洲聯盟（AU）成員、簽署聯合國難民公約，卻拒絕建立類似加拿大「積分制」或SADC工作簽證的制度，導致人口遷徙全面黑市化，交由人口販子主導。150年來，南非礦業、農業、醫療與餐飲皆建立在跨境勞動力之上，但國家卻始終拒絕承認此一結構性事實，轉而將矛頭指向無證移工。
比對盧安達（歷經大屠殺仍整合難民）、肯亞（Kakuma收容70萬難民）等非洲案例，南非未來三年走向將呈現高度路徑依賴：
針對政策制定者、投資人與公民社會組織，本案揭示三層級行動方案：
01 起因觸發：南非內政部數位化停滯與邊境管理局長年缺編，形成國家製造的非法化（Manufactured Illegality）結構
02 一階傳導：合法移民被迫墮入無證狀態，淪為可剝削廉價勞動蓄水池，鄉鎮外籍小型商家成為社區衝突首波目標
03 二階擴散：排外衝突週期性爆發，2008年62死、2015年7死、2019/2021年「杜杜拉行動」反覆上演，區域形象與軟實力重挫
04 宏觀終局：若改革未啟動，南非將在「人權模範生」與「實務排外施暴者」雙重形象間持續擺盪，並失去非洲大陸治理典範輸出領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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