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財政部長史考特・貝森特表示，伊朗戰事的發展將決定2026年底前國際油價能否下降，並將美國目前面臨的物價上漲主要歸因於能源衝擊，而非核心通膨全面惡化。
他接受NBC News訪問時宣稱，核心通膨已下降，食品價格低於聯準會目標，處方藥、租金等項目也走低；因此，只要戰事結束，燃油成本造成的壓力便會逐漸消退。
不過，川普政府前經濟顧問史蒂夫・摩爾預估，通膨仍可能高於聯準會長期目標，並認為每桶90至100美元的油價，是阻止通膨下降的最大障礙之一。白宮希望將物價壓力描述為短期能源衝擊，但油價若長時間維持高檔，運輸、原料與食品成本便可能廣泛外溢。
這場衝突表面上是國際油價與美國通膨之爭，深層則是戰事成本、消費者物價、聯準會政策獨立性及川普政府政治生存空間之間的角力。對白宮而言，伊朗戰事若迅速降溫，油價回落便可成為抑制通膨、甚至取得執政成果的抓手；共和黨候選人也在期中選舉前與川普切割，顯示行政部門對能源價格的戰略敏感度正隨選舉逼近而升高。
貝森特把漲價主要界定為「能源衝擊」，試圖將其與核心通膨脫鉤；但經濟學真正的難題，是油價並非只影響汽油價格。原油與天然氣也是航運、農業、化工、塑膠、包裝及製造業的投入品，只要戰事延長，原始衝擊便會透過供應鏈變成更持久的價格訊號。
聯準會面臨的選擇則更為嚴峻：若忽略能源與通膨預期，可能損損政策信譽；若因單一能源衝擊過早寬鬆，又可能在需求尚未冷卻時重啟價格壓力。貝森特的政治判斷不能替代數據，而油價能否跌回戰前水準，才決定「短期衝擊」說法能否成立。
此外，高油價並非單純讓消費者多付多少錢。能源進口國將承受經常帳與貨幣貶值壓力，產油國則可能取得較高出口收入，形成資源再分配的跨國利益結構。美國作為原油期貨樞紐，其價格訊號也會牽動全球央行、金融市場與企業投資成本。
戰略貿易流向與供應鏈依賴度
HS 2709資料來源：UN Comtrade 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庫 · 全球市場規模 每日約 1.02 億桶 (全球最大宗貿易商品)
2026年的關鍵不在伊朗戰事是否造成一次性油價跳升，而在高價能否維持足夠時間，使能源衝擊被企業吸收、利潤與工資受到調整，最後轉化為更廣泛的通膨預期。若戰事迅速受控，油價可能回到風險溢價較低的水準；若衝突擴大，能源市場則可能從政治事件轉為結構性供給風險。
歷史能源衝擊顯示，戰後油價未必立即恢復，停火只是必要條件；產油國產能、戰略庫存、避險需求及航運安全才是決定價格黏性的關鍵。若貝森特的判斷正確，2026年底前的最大變數將是地緣政治；若判斷失誤，消費者將以日常帳單驗證政府說法。
01 起因觸發：伊朗戰事與中東能源運輸風險推升國際油價
02 一階傳導：汽油、天然氣、航運、農業及原料成本上升
03 二階擴散：美國消費物價與通膨預期攀升，聯準會降息空間受限
04 跨國外溢：能源進口國匯率與經常帳承壓，產油國收入增加
05 政治傳導：期中選舉候選人切割白宮，生活成本成為執政考驗
06 宏觀終局：高油價由短期戰爭溢價轉為全球需求與投資冷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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