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首相安華（Anwar Ibrahim）近日明確表態，政府目前不考慮全面重啟貨物與服務稅（GST），但可能在現行的銷售與服務稅（SST）制度中，有選擇性地嫁接部分GST元素。此一表態引發工商界與國際機構的高度討論。
事實上，自2017年GST遭廢除以來，馬國政府已悄悄將部分GST機制嵌入SST體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強制推動的電子發票（e-Invoicing）制度。電子發票的核心邏輯與GST的稅務發票機制如出一轍，並藉由加值型資料的擷取，有效強化政府對逃漏稅的查核能力。
數據顯示，2017年GST廢除前，該稅制曾為國庫貢獻444億令吉，占總財政收入的20%；若當年未廢除，專家估算今日該稅制可創造約700億令吉的稅收。反觀2026年財政預算案，SST預估僅能進帳約600億令吉，差距看似不大，但實質上已反映GST元素的加乘貢獻。馬來西亞中華工商總會（ACCCIM）2022年調查顯示，高達75.4%的受訪企業支持GST復徵，反映業界對SST制度結構性缺陷的強烈不滿。
這場稅改辯論的本質，不只是技術性的稅率高低之爭，而是兩套底層邏輯迥異的稅制如何強行融合的結構性矛盾。SST屬於單階段或多階段的「消費稅」，僅在供應鏈的特定節點課稅；而GST則是「加值稅」，透過進項稅額扣抵（Input Tax Credit）機制，避免稅額在供應鏈中層層疊加。
核心矛盾與利益博弈可從三個維度剖析：
最終受益者將是財政紀律的重建者與數位稅務基礎設施供應商；而最大受害者，則是在SST瀑布效應下早已被隱形加稅的終端消費者，以及被迫承擔額外合規成本的中小企業。
對標1994年台灣實施加值型營業稅（VAT）的經驗，以及新加坡、印尼等東協國家推動稅制現代化的歷程，馬國未來三年的稅改路徑將呈現以下三種情境：
面對馬國這場稅改深水區的博弈，各方利害關係人應採取以下行動：
01 起因觸發：2017年GST遭廢除後，馬國稅基萎縮與財政壓力持續惡化
02 一階傳導：政府以e-Invoicing、部分調稅、擴大稅基等方式偷渡GST元素
03 二階擴散：世界銀行、IMF等國際機構密集施壓，企業界75.4%力挺重啟GST
04 三階深化：安華政府面臨政治阻力與財政紀律的兩難抉擇
05 宏觀終局：馬國財政永續性重塑，東協稅務競爭力與外資吸引力結構性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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