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總理安華 Ibrahim 指示公務機關立即停用 Waze 導航，理由不是交通資訊品質，而是 Waze 營運商受以色列法律管轄，可能使政府資料及民眾行蹤面臨被境外政府調用的風險。總理辦公室表示，這項決定由安華主持國家網路安全委員會會議後拍板，並以 Waze Mobile Ltd 為使用者資料控制者、公司依法在以色列註冊營運為主要判斷依據。
政府10月20日發布通訊，要求各部會祕書長及機關首長督責所屬人員執行；10月21日公布的說明並稱，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不得使用 Waze，民眾則被鼓勵轉往馬來西亞 highway authority 開發的 TuJu。禁令目前僅直接約束公職人員，尚未形成全面禁用命令，但總理已呼籲所有馬來西亞人停止使用本土以外的替代方案。
這項爭議的核心並非一般應用程式資安規範，而是交通資料、國家安全與司法管轄權的政治邊界。Waze 蒐集的出發地、目的地、停留時間、設備與使用者行為等資料，經過彙整後可能形成比單一路線紀錄更有價值的社會活動地圖。對政府而言，任何能連結公務人員身分、通勤地點與敏感行程的資料集，都可能被視為可用於反間諜、情報研判或跨境執法的資產。
但將「以色列法律管轄」直接等同「以色列政府可任意取得資料」，仍存在法律與技術落差。資料控制權、實際伺服器位置、加密方式、公司所在地監管權限，以及以色列政府能否依法提出資料調取要求，是四個不能混為一談的問題。安華辦公室的說法能證明政府採取的是預防性風險判斷，卻不能單憑官方聲明證明已發生大規模監控或資料外洩。
這也形成一項制度利益角力：政府部門希望以公共安全名義限制外來平台，Waze 則可能面臨企業合規、品牌聲譽及市場規模縮減壓力；TuJu 則有機會取得政策背書、使用者與資料治理主導權。最大受益者未必是單一技術供應商，而是能以本地伺服器、明確稽核與獨立資安認證證明可信度的數位服務提供者。
更廣而言，禁令反映全球數位服務正被重新分類為戰略基礎設施。雲端、導航、通訊與支付平台掌握大量行為資料，一旦使用者習慣高度集中，企業與政府都會面臨「效率跨境集中」與「資料主權要求在地化」之間的拉扯。
短期的關鍵不在於 Waze 是否真的遭到境外監控，而在於類似禁令能否被有效制度化。歷來美國對 TikTok、中東國家對特定通訊與雲端服務的管制，都顯示數位主權已成為科技外交與國安政策的一部分；但多數案例也顯示，全面封鎖容易催生繞過審查的替代服務，成效取決於身分驗證、端點管理與資料流向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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