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經濟學家 Gabriel Zucman 返鄉推動第40號提案，主張對淨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加州居民課徵一次性5%財富稅，估計可籌得約1,000億美元，並將九成收入投入醫療。但加州立法分析處認為，合理收入僅為數百億美元，且長期可能因高資產人士及其企業遷出而侵蝕州所得稅。
文章也以法國作對照：法國政府支出約占國內生產總值58%，政府收入超過52%，赤字超過GDP的5%，債務接近GDP的120%；15至24歲青年失業率在2026年第二季為21.6%，遠高於歐元區14.8%與美國9.9%。
支持者將聯邦醫療補助 Medicaid 的未來增長降低稱為「削減」，但原文主張，加州赤字早於華府支出調整，聯邦醫療補助支出也未同步下降。真正的財政爭議因此不只是稅率高低，而是誰承擔醫療支出，以及公共支出增加後是否還能維持教育、治安與財政紀律。
這場爭議的核心利益角力，是加州如何在不繼續推高稅負的情況下填補醫療與公共服務缺口，並讓州政府保有經濟競爭力。支持提案的一方將高度集中的私人財富視為可動用的財政基礎，試圖以一次性資產稅降低民眾與企業所得稅負，將資源集中導向醫療體系；其最大受惠者包括仰賴公共醫療的低收入與未投保家庭，以及急於擴充醫療服務的地方政府。
反對者則關注企業家、創業者、退休高資產族及其持股公司。若資產稅以淨資產計算，企業負債、未實現收益、估值爭議與跨境持股都會提高執行難度；更關鍵的是，個人若能透過遷居、轉移控股公司或改變資產結構避開稅負，地方真正流失的可能是未來所得稅與人才，而不是只搬走一筆財富。
法國案例提供的是財政結構警告，而非簡單的反補貼論證。法國確實擁有比美國更完整的醫療、育嬰與教育保障，但高支出也伴隨青年失業、公共服務品質分化與高負債。當社會安全網支出長期占用更多預算，政策改革就容易形成「棘輪效應」：支出先被視為權利，財源不足時再以新稅填補，形成難以逆轉的財政承諾。
此外，Medicaid 的爭點也被政治化。聯邦政府降低未來支出增速，不等於當年度支出驟降；但若州政府先把預估增幅視為既有承諾，再以聯邦未足額撥付作為加稅理由，州議員就能把結構性支出擴張包裝成被迫回應。因此，評估第40號提案不能只看「是否能籌到1,000億美元」，還要檢驗稅基、退出路徑、醫療支出上限與地方稅競爭。
加州第40號提案的結果，不只取決於經濟學估算，也取決於選民是否接受「以資產而非收入支付公共服務」的財政轉型。法國的經驗顯示，高福利支出並不會自動消除稀缺，只會把資源分配的權力更多集中到政治程序。若缺乏支出紀律，任何收入來源都可能變成下一輪支出擴張的跳板。
更長期的宏觀影響在於，全球高收入國家都面對「醫療保障擴張、財政壓力與社會信任」的三重拉鋸。法國與加州不會提供完全相同的答案，但它們共同提醒：財政可持續性不能只靠政治承諾或財富集中度維持，必須讓支出成長、稅基移動與社會收益之間形成可驗證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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