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蘭卡甘帕哈地方法官因警察總長未依法院指示，針對全國警方發布禁止以虚假罪名立案的行政命令，遂以藐視法庭名義將警察總長移送上級法院審理。事件源於一名遭反貪腐單位以持有毒品等不實指控的受害者獲賠後，警察總長只向甘帕哈、凱拉尼亞與尼甘博三個警察分區發布通告。法院認為此舉規避全國性命令，因而認定構成誤導。
這起司法衝突並非單一案件。報導指出，部分警察可能藉偵辦毒品案件製造「擊破」紀錄，以爭取升遷、獎金與其他待遇；在反恐怖法架構下，則可利用「未提供特定資訊」等模糊罪名立案。若虛假案件缺乏刑事責任與系統性稽核，濫權指控就會被製造成績，而非受到法律約束。
在此背景下，執政的「人民國民力量聯盟」提出《國家免受恐怖主義保護法草案》與《組織犯罪防治法草案》。前者擬對未提供資訊者最高罰款700萬盧比及最高7年徒刑，並新增拒絕合法命令罪；後者則擴大資訊義務、通訊及數據調閱權，並保留高階警官取得被拘留者口供的舊有條文。
這場衝突本質上是司法權、執法權與政治權力之間的憲制對撞。法院要求警察總長糾正可能涉及虛假立案的執法偏差，但警察主管機關只將命令限縮至三個分區，等同以行政權切割司法命令的全國效力。真正的爭點不只是程序瑕疵，而是國家是否願意對警察「製造案件」所衍生的升遷與績效誘因承擔責任。
執法機關掌握立案、偵查、拘捕、羈押及資料調閱等工具；司法機關雖可譴責、命令賠償或追究藐視法庭，卻不一定能讓故意錯誤立案者承擔刑責。當警察總長本身是行政體系最高主管時，法官要求其以通告約束下屬，實際上是在要求被監督者設計自我管控機制，制度效果先天薄弱。
兩項草案則把既有爭議制度化。PSTA延續過去反恐怖法中「未提供資訊」的模糊罪名，並將罰鍰提高到700萬盧比；OCB則把嚴重犯罪與智慧財產權、動植物保護等廣泛法規連結，還要求通訊、電信、衛星、數位與資料服務提供者提供用戶、通話等資訊。兩案形成「低義務門檻、高刑事風險」的結構，讓人民取得資訊以自保或自證清白時，可能反而暴露於刑事指控。
值得注意的政治利益角力，在於政府希望取得反組織犯罪工具，同時把社會治安與國家安全議題綁定；但反對陣營及社會運動擔心，舊有反恐怖法中已被爭議的機制會借「組織犯罪」名義復活。2026年OCB又保留警方取得口供與事後舉證自願性的安排，顯示立法者並未完全採取PSTA已放寬口供規則的方向。
最大受益者是主張快速偵破、擴張資料存取權的執法與安全部門；直接承擔風險者則是遭任意指控的個人、企業、媒體、律師及被要求提供資料的電信與數位平台。若司法審查、國會監督與外部機制不足，專門法律不再是打擊犯罪的中性工具，而可能成為擴張國家權力與降低人民司法安全的制度入口。
斯里蘭卡反恐怖與反組織犯罪立法正面臨一項典型的制度矛盾：政府愈想藉特別法提升破案效率，司法與社會愈可能以程序失當、權力失衡及保障不足為由阻止其落地。此次警察總長遭藐視法庭移送，顯示司法系統未必完全順從行政高層，但司法能否形成有效監督，仍取決於後續制裁是否超越譴責與賠償。
歷史經驗顯示，2003年OCB草案因重複允許高級警官取得口供、要求被拘留者證明自願，以及條文範圍過廣而遭撤回。2026年版本若僅重複舊制而未補上司法救濟與外部監督，恐將重演「立法進步、司法倒退」的惡性循環。未來真正具指標性的進展，是國會是否願意將執法機關提出的犯罪定義，轉化為可被法院逐案檢驗的法定界線。
01 起因觸發：法院要求警察總長全國制止虛假立案，通告卻僅限三個警察分區
02 一階傳導：警察總長遭藐視法庭移送，執法紀律與行政高層互信受損
03 二階傳導：PSTA與OCB擴大資訊義務、資料調閱及警方權力
04 二階擴散：電信、雲端與數位服務商面臨更高合規成本及隱私責任
05 宏觀終局：若監獄超收、虛假立案與權力擴張並行，可能引發國內抗議、國際制裁與投資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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