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前最高法院大法官桑傑・基尚・考爾即將出版回憶錄《無畏無偏》，指控前首席大法官迪耶adayal・錢德拉昌德在法官任命過程中對政府過於退讓。考爾表示，錢德拉昌德曾在大法官遴選委員會正式討論人選前，先行探詢政府態度，並曾提議在會議途中納入一名可能由政府方面指定的第六人選。
這項發生於2022年考爾加入委員會後的提名爭議，最終以五名既有人選獲致、共識之外的第六人選未通過告終。考爾還稱，政府曾就一名少數宗教信仰候選人的宗教代表性提出疑問，繼而追問其家族種姓，使他反對以種姓背景取代專業資格。錢德拉昌德尚未閱讀回憶錄，僅表示不評論具體內容，但稱與考爾的委員會互動「友善、理性且具建設性」。
這場衝突並非單純的個人作風之爭，而是印度最高法院任命機制如何維持司法獨立、面對行政權政治壓力的制度性爭議。印度於1993年建立Collegium遴選委員會，由最高法院資深法官組成，取代過去由中央政府主導的任命模式；其設計原意是讓法官共同推薦人选，再交由總統正式任命。
但權力分立並未消除政治壓力，反而可能將衝突由明確的行政否決，轉為候選人資訊、程序節奏與共識形成過程中的隱性介入。如果大法官在委員會正式形成集體意志前先向政府「示意」，政府便可能在不必公開否決的情況下改變提名結果。考爾所述第六人選事件因此具有指標性：它顯示制度瓶頸不只存在於最終签字，也存在於會議開始前的人選塑造。
第二條戰略矛盾則是代表性與專業資格的邊界。政府提出「是否需要更多少數宗教法官」，表面上是要求種姓、宗教與社會多樣性，實際上可能轉化為要求法院說明特定候選人的宗教或種姓背景。這類問題一旦被接受，遴選標準便可能由法律資歷、判例品質與獨立性，滑向政治人口學的交易籌碼。
從各方利益來看，執政政府若能影響最高法院人選，便可能降低司法審查在政府政策、選舉制度及憲政爭議上的不確定性；主張司法獨立的法官則承擔立即的政治報復與行政摩擦風險。真正的受益者不是某一名候選人，而是掌握程序入口的政治權力；最可能受損的，則是法院作為制衡力量的公信力。然而，考爾的回憶錄仍屬單一觀點，第六人選是否確由政府授意，亦未獲獨立文件證實，不能把制度性疑慮直接等同於已證實的違法操作。
印度最高法院任命史顯示，行政權與司法權的拉鋸從未真正消失；1993年的Collegium制度雖提升法官共同決策的制度化程度，卻未消除政治壓力。此次回憶錄引發的質疑，可能重演「獨立性受到質疑後，官方以程序合法或法院整體穩定加以回應」的循環。
01 起因觸發：前最高法院大法官考爾的回憶錄即將出版，揭露政府疑曾以人選、種姓及宗教代表性影響Collegium
02 一階傳導：印度最高法院內部對治理風格與制度邊界的分歧浮上檯面，司法任命獨立性遭質疑
03 二階擴散：國會改革派、執政黨及反對黨可能藉此推動聽證或修法，政憲衝突風險升高
04 市場傳導：印度法律確定性與政治風險溢價受到牽動，科技、金融及跨國企業須提高合規成本
05 宏觀終局：若制度無法恢復透明與互信，印度司法獨立可能由公開選舉與政治和解問題，轉化為結構性治理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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