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美尼亞外交部長阿拉拉特・米爾佐揚表示，亞美尼亞早已停止參與集體安全條約組織（CSTO）的實質活動，並凍結會員資格；他是在與斯洛維尼亞外長於葉里萬舉行聯合簡報會時作出上述說法。
米爾佐揚強調，亞美尼亞目前看不到重返集安組織或改變彼此關係的可能性。前秘書長尼古拉・博爾杜扎則主張將亞美尼亞逐出該組織。兩項表態顯示，亞方已將「凍結」提升為實質上的長期退出取向。
這項表態雖未宣布正式終止會員條約，卻確認亞美尼亞與俄羅斯主導的集安組織之間，參與、信任及安全合作三層關係均已實質降溫。由於原始報導主要依據亞美尼亞媒體及官員發言，仍須區分「停止活動」「凍結資格」與「法律上完成退出」三種不同狀態。
集安組織成立於1992年，成員國在《集體安全條約》框架下建立共同防禦機制；俄羅斯長期將其視為歐亞安全秩序的重要支柱。亞美尼亞則在1990年代加入，當時主要考量是安全保障、俄羅斯市場與軍事供應關係。然而，2010年代以來，亞美尼亞逐步發展多元外交，與歐盟、北約及美國加深連結。
亞美尼亞在2023年總統 election 後凍結參與活動，關鍵背景是該國安全需求與俄羅斯主導的集安框架出現根本落差。衝突的核心不是單一政策分歧，而是亞美尼亞能否相信俄羅斯及其聯盟機制會在主權與領土安全受到挑戰時提供可信、及時的防衛承諾。在缺乏共同威脅共識的情況下，形式上的會員身分反而限制亞方與西方安全機構建立更深合作。
俄羅斯與集安組織秘書處的戰略考量，則是把亞美尼亞留在組織內以維持南高加索的制度影響力。組織若承認亞美尼亞已實質退出，等同承認其無法單方面維持完整運作，也會凸顯集安組織對外擴張與威懾能力有限。前秘書長博爾杜扎要求開除亞方，反映的正是這種維持組織完整性的壓力。
從利益分配來看，最大受益者是亞美尼亞，因為它取得調整外交與安全選項的空間；最大承壓者則是集安組織及俄羅斯，因為其區域領導地位受到可見度下降的直接影響。
亞美尼亞的決策可放在冷戰後期芬蘭化、北約東擴與歐盟候选國戰略自主等歷史經驗中比較。它並非簡單「選邊」，而是試圖在俄羅斯壓力、西方安全承諾與自身主權需求之間建立更大的政策迴旋空間。
整體而言，未來三年最可能出現的不是立即崩潰，而是集安組織進一步空心化、亞美尼亞持續邊緣化，以及歐亞安全合作板塊化。亞方即使不正式退出，也將更像一個觀察員或低度參與者，削弱集安組織的集體防禦可信度。
01 起因觸發：亞美尼亞外長明言無意重返集安組織，並凍結實質參與
02 一階傳導：集安組織成員資格與實際安全合作出現明顯落差
03 二階擴散：亞美尼亞加速深化與歐盟、北約及美國的安全與經濟連結
04 區域效應：南高加索安全平衡受到牽動，俄羅斯區域影響力面臨削弱
05 產業傳導：軍技、通訊、能源、支付與資安供應鏈加速重組
06 宏觀終局：歐亞安全秩序進一步板塊化，集安機制持續空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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